日前，笔者在农村基层走访、调查了解到：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纠纷十分突出。下面仅以某镇为例：
1997年11月，该镇农民与所属村村委会签订了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此合同的主旨是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不变，并明确了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标的，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合同中约定，发包方指导承包方搞好生产经营管理，保护承包方在承包期限内的承包经营自主权，拥有土地所有权。而承包方则拥有土地经营权，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和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依法保护承包期内的合法权益。同时，该镇还向农民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了承包方所承包的耕地面积、方位和等级。
前几年，由于农村提留任务过重，许多农民因不堪忍受重负而纷纷外出务工或经商，将所承包的土地暂交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另安排人代种，代种期内的提留任务由代种者承担。按理，其土地经营权仍归原承包者所有。有的还口头约定了代种的期限、权利与义务，即原土地承包人回乡种地后“随要随还”。为了不使农田荒废，一些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均安排有种植能力的种田大户代为耕种。
随着农村“减负”政策的逐步兑现和落实，农民们似觉得肩上的担子愈来愈轻了。尤其是今年为农民增收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各地减免了农田税费，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了一些。同时适当提高了粮食、油菜、大豆、花生等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实行了粮食种植补贴及最低保护价等措施，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田积极性，农民们初步尝到了“甘蔗两头甜”的甜头。因此，许多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如同南飞的大雁一样又“飞”回来了。LOCAlHOST有的农民还未回乡就事先给村干部打电话索要自己的承包地。原先被视为“臭狗屎”的农田，如今又成了“香饽饽”。这本是件大好事，广大农民们无不喜出望外和拍手称快！
然而，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出现了：一部分农民原交给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另行代种的耕地却要不回来了。不少农户曾经为土地经营权属纠纷问题发生口角，以致打架斗殴等事件时有发生，他们为此伤透了脑筋，有的农民只好求助村委会解决。但是，由于一些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加之一些村干部维权不力和缺乏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以致管理失效，造成一部分农民根本争不回自己的合法土地经营权。特别是狠一点的侵权户更是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不还田。有的蛮横不讲理，动辄打人、骂人，斗狠、行霸气风，使种植经营权矛盾日益激化。尽管有的村干部出面干涉了此事，但还是无济于事。有的农民还通过代种者的近亲属或亲戚关系说服、做工作，也未能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争回。某镇农民程某夫妻俩，自2001年9月起一直在外地打工。出发前，他们曾将自己承包经营的1.1亩耕地暂交给村里，由该村安排另一农民代种，并口头约定了代种的期限、权利与义务，但土地经营权仍归原承包人所有，即“何时回乡种地何时还地”。今年，程某夫妻俩得知农村大幅度减免税收后，于秋收前匆匆赶回家乡种地。他们原以为回乡后代种户会在稻谷收割后退耕还田的。不曾想，夫妻俩不仅要不回自己的承包地，反而挨了代种户的一顿骂。无奈之下，他们先后找到代种户的近亲属、村干部甚至镇有关干部反映情况都不顶用，说是帮助争回经营权，但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未将此事调解好，也不知何日才能要回自己的耕地。见调解不成，他们干脆到地里去耕种。可是，当他们来到地里察看时，却发现代种户已将家酿肥运到地里正准备耕种了。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承包地争不回经营权，只好望田兴叹！他们在气愤之余对笔者说：“当前党中央提出，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这非常好。而象我们这样一件区区小事在农村基层却解决不了。这些父母官们经常在会上讲，要切实维护农民的正当、合法利益，而真正需要他们出面解决问题时，他们都软得象根棉条。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些干部还有没有执政能力？‘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一些土地侵占户不仅不主动将侵占的耕地交给原承包人或村里，还强词夺理说：“田地是村里安排种的，我交了提留，也有种植经营权１这些代种户片面认为，代为耕种就是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一个硬要，一个硬是不还，势必造成一对矛盾。这不能不引起农村基层组织及乡镇一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据笔者所知，类似情况在其它乡镇乃至其他县、市均普遍存在。象上述签订合同后由他人代种而争不回土地经营权者占85%以上，靠乡、村调解解决问题的仅占15%左右。有的乡镇类似问题由乡、村两级干部出面将此矛盾解决得很好，使一部分农民争回了土地经营权，这是值得称道的。如安陆市氵伏 水镇红桥村农民孙某原以合同承包经营的1.5亩耕地被他人侵占2年之久，在登门索要不成的情况下，就是通过乡村干部调解后争回经营权的。还有极少数农民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如安陆市经济开发区何岗村二组农民王某，通过法律手段，将侵权户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赢得了自己原承包的0.65亩耕地的经营权。但是象这样的维权事例在农村基层为数不多，更多的农民则没有选择走依法维权之路。
可是，从整个面上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民正面临一场空前的“种田维护难”问题。本来，农民们有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手，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打赢这场官司的。但是，一些农民对打官司存在如下“三种顾虑”和“三怕”：
一则认为，打官司成本费用大，怕出不起费用，给原、被告双方带来不应有的经济负担。一场官司仅诉讼费就需500—800元之间。虽然不全由原告承担，但也是预交不起，更请不起一个律师。请一个律师需花费1000元—1500元不等，一场官司没有2000元钱解决不了问题，如此昂贵的费用，会给双方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民们承受不起。农民们说：即使赢了官司，也是输了钱，“找回了一头牛，却又丢了一头牛”。因而农民们不得不算了这笔账，觉得打官司很不划算。
二则对种田维权缺乏足够的信心，害怕官司打不赢。有的农民对有关打官司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程序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的甚至连举证都不会，认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