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提出的伦理革命，号召“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把伦理问题提升为超越政治、经济、军事之上的本源性位置，认为伦理问题不解决，政治等其它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根本的解决。此后的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梁漱溟，同样重视伦理问题的解决，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1]因此，在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伦理作为一种软性、有效的力量起到了法律所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非常重视礼乐诗书的教化作用。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说苑·修文》)为解决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孔子编《诗经》，力图用至善至美的诗篇来达到“仁政”和人内心道德世界的完善。孔子在评价韶乐的时候，指出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至善至美的，是美善和谐共生的。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一直有着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以善为美，善美互现的伦理美学。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人在引进西方民主、科学、人权等新的现代伦理道德规则的同时，大力扫除旧有的以孔子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因此形成中国新文学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艺术传统。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问题在于旧的伦理道德推倒了，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伦理道德文化的错乱与失范的无序状态。特别是文革之后，扫除封建伦理文化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受到了严重质疑；在废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理论之下，新时期中国在实现物质极度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欲望的泛滥、精神的虚无和伦理道德芜杂的精神状况。一个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破坏、没有任何敬畏感、消解崇高的实利主义时代无可避免到来。在伦理失范、精神虚无的实利主义时代，文学何为？
　　“哪里有危险，拯救的力量就在哪里诞生。”[2]作为先知先觉的人类艺术家，特别是具有浓重伦理道德关怀传统的齐鲁文化哺育下的山东作家最早意识到了当代中国正在酝酿发展的伦理道德文化危机，以生命中所具有的滚烫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伦理道德意识，书写了一篇篇融伦理与美学、革命理念追思与生命深邃体验于一体的文学作品，呈现了对当代中国命运、时代精神状况的热切人文关怀。张炜创作于1980年代中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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