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文化与调解的契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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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相比较于官僚的判决来说，调解(不管是乡邻亲族调解，还是州县官们亲自调解)总要显得更富于原始民主和人际温情，也更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由是观之，孔子的仁学所具有的民主精神，以及直接诉之于亲情和心灵的特征，对于以“合情合理”“合乎道德”(而非“合乎法律”)为首要标准的调解无疑是个极大的理论和思想支持，从而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手段，在原始社会即已出现，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为调解制度提供了社会基础。但是，正是由于孔子的儒家思想，使得调解不仅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而存在，而且被社会赋予了正面的、主流的价值。
面对各种解决纠纷的可能方式(尤其是诉讼)，调解不但是全社会公认的最佳手段，而且成为一种衡量普通百姓和官吏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样，调解便逐渐积淀为一种社会文化一心理结构，选择调解成为人们经过内化而生成的一种无意识行为。这种状况在历史上长期延续，即使在当今以“个人权利”为本的现代社会，调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不能说与儒家仁学对中国人心理情感的塑造和培养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仁学不仅是调解的思想文化基础，而且是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基础。
三、“无为”：调解的给养
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给予了“调解”以文化上的支持。特别是道家在崇尚淡泊宁静的同时，强调“不争”“善下”、以柔克刚，主张统治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无为而民自化”，并反对人定法，反对“人为物役”等等，这些都对古代中国的调解，尤其是对有关当事者的心理和态度，有深刻影响。
1、天道无为
中国一些古籍中说，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在远古时代即已出现，相传为中华民族始祖的黄帝就是自然无为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道”在中国的最初解释是道路、坦途，但是在以后逐渐抽象化，引申出法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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