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西方文化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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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这么做，自然会做出什么反应，等等。伦理的影响在两个方面：其一，排除科研中的不端行为，鼓励正当竞争和创新，设立优先权和各种奖项，旨在为与自然博弈的人的一侧确立游戏规则，激励参与者，以及保障在这一侧与自然界一样“重复”和“有限”；其二，要求或者征服自然，或者善待自然；是以人类为中心(还有强弱之分)，还是自然为中心，或者人与自然双中心。伦理取向会影响人在与自然博弈中的心态进而影响科学研究的视野，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伦理学主要不是直接指向认识也就是科研过程，而是在实践即技术与工程的环节发挥影响，是把握了自然界的博弈策略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诉求。艺术研究自然在审美上给人以启示和感悟，这固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不涉及二者的博弈。哲学在整体上思考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若没有科学技术，这种思考就难以深入，甚至会陷入谬误。当然，艺术虽不直接涉及人与自然的博弈，但审美会给人以启迪；哲学在人与自然博弈中的价值更是不可否认。虽然如此，直接坐在棋局前研读对手，面对特定时机下自然界的特定部分和过程，思量着该出什么牌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哲学。
在科学与自然的博弈中，首先在于剥夺对方的无限策略，不能把主体一方的情感如“目的”之类加之于对方，否则就无法揭示和理解自然的策略。在近代之初，达·芬奇就排除目的论，认识到自然中存在必然性，是力学关系或数学上的比例。培根赞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后者认为事件的原因是“不受终极因任何干扰的物质必然性”，终极因在其“不断侵袭和进犯物理因领域的过程中则推翻一切，弄坏一切”。培根明确指出：“这种原因(指终极因或目的因)显然只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系，和宇宙的本性是没有关系的。”“除了涉及人的行动的那些之外，并不能推进科学而只足以破坏科学。”
在科学的众多“策略”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实验。达·芬奇认为，“经验是一切可靠性之父”，而实验则是知识的“确实性之母”。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把偶然的、附加的东西与本质的、基本的东西相区分。“要把这种试验进行许多次，使得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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