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西方文化之源 |
|
|
|
念。很难说是有了天人分离的观念而开展与自然的博弈，还是因与自然的博弈而开启天人分离的观念；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与自然的博弈，尤其是与其中最简单部分的博弈，造就并促进了西方人天人分离的观念。作为博弈对手，自然的行为与主体的好恶无关，这一点给科学家留下深刻印象。1616年，伽利略在罗马法庭上规定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必须遵循的准则：“从事实验科学的教授们并无力量可以随意更改他们的见解以及左右摇摆。影响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与去影响一位律师或商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可以认为有关契约、合同、票证或商业的见解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但不能以同样的力量去更改关于自然与天体事项的实验结论。”伽利略以第一性和第二性进一步划清主客体的关系。在人际博弈中就不是这样，可以夹带着太多的情感、权力和利益因素，因而难以分清敌我。始于与自然博弈的西方文化进而形成客观看待世界的特质：由客观地看待自然，到客观地看待他人，以及客观地看待自己，乃至冷静地承认人是机器或猿。
其次，形成所谓“以意欲向前”的根本精神。梁漱溟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三大并存不悖的文化系统，即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则“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就是梁漱溟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分别代表了西、中、印三民族对待事物的三种态度：西方向前面下手，改造局面，前述阿基米德的名言就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意欲”；中国随遇而安，不求奋斗；印度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想取消问题和要求。
从博弈链的角度，结合梁漱溟所论及的人的三大关系，就很容易解释“文化三路向”说。不难发现，西方文化“向前”的“意欲”，正是源于前述对于自然的“演进博弈”。早在公元前三世纪，阿基米德即声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中国文化的“调和持中”出于人际博弈中利益纠葛和难分高下，只能要求各方随遇而安。印度文化在人与自身的博弈中，以“意欲反身向后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
上一个论文： 解读《喜福会》中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下一个论文： 观美剧 品西方文化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