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西方文化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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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根本精神，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本文主要分析西方文化，中国和印度文化在本文中不作详论，只是以资对比)。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与自然的博弈中，由简到繁，一路高歌猛进，从而信心满满，“意欲向前”。进而把这样的精神用于征服，征服自然，乃至世界。
“意欲向前”之所以成为现实，还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所形成的非嵌入编码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点是与特定的对象无关，与对象所处语境无关，以及与特定主体无关，以清晰的逻辑表达，可以由人或无生命的载体承载，因而可以积累和共享。于是，知识经由非嵌入编码知识与隐性知识——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公共和私人知识——的互动而得到增长和更新。与之形成对比的中国和印度，在与人和与己的博弈中主要只能形成隐性知识和部分嵌入编码知识，难以交流和共享，因而也就较少增长和更新。
自古希腊起，西方人即视求知为生命，知识至上。欧里庇德斯的名言是，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总之，求真，好奇，为科学而科学等等，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
由此可见，“意欲向前”，不仅旨在外部世界，而且在于自身，主要体现于怀疑和创新。科学在怀疑中前进，怀疑是为了创新。在此意义上，西方文化的要义是求异，反思，不断自我更新。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则在于求同，为了共同的目标；为此，需要稳定和收敛，一方的中庸和另一方的包容。西方人以为中国强大了便会对外有所图，恐怕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底蕴，实在是多虑了。
由与自然博弈而意欲向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化史就是西方人在与自然的博弈过程中的“自举”过程。
第三，规则意识。规则，就是对博弈行为做出的具体规定，可以清晰编码或者模糊，甚至是“潜规则”。后者不是抽象的理性标准，而是在特定人群和特定场合的博弈中渐次约定俗成，各方心领神会。规则可以由博弈者各方共同制定，也可以由博弈者授权的第三方制定，或者由博弈者和第三方共同制定。此处的要义是，其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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