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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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在这一情形下，政治系统无论是根据自然法的传统还是实证主义的传统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它也难以还原到自由资本主义标指的政治语境中，因而也难以摆脱合法化危机的深层困扰。在这个意义上，指认公共领域与合法性之间的勾联，就是将公共领域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经验历史及其所蕴涵的思想资源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开发出来，进而使合法性的理解建立在交往理论而非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工作，这又是对经验的一种当下激活，因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构成对合法性的重构。这种重构，自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吁求，它在现实的层面上也得到了回应：与新社会运动有着这样那样关联的“公民违抗”，就将抗议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虽然通过合乎法律的途径产生但又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决策，进而又“把有宪法结构的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与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连接起来”，以此抵制建制性政治的系统惰性并强化合法性的要求，这使重构合法性的公共领域基础成为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现实的一个交汇之点。
三、罗尔斯的批评以及我们的简单结论
由于哈贝马斯总是竭尽全力地从“有效性”、“民众交往”、“公共领域的商谈”以及“意见形成的程序”等方面来对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注解，所以他在由之而来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构筑中不但以不同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的方式厘定了合法性的内涵，而且实质上将合法性渲染成政治哲学的焦点性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突出政治的民众参与基础就是突出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虽然与以“正义”为核心的当今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享用着共同的理论前提，但其实与后者又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一情况在罗尔斯看来，就是自由主义与弱共和主义、正义与合法性(或者说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殊异与分歧。这样的殊异与分歧，使他与哈贝马斯之间发生理论的大交锋变得顺理成章。罗尔斯强调，哈贝马斯将政治哲学的焦点集中在合法性而非正义上，看上去是一个小问题，但如果不对其理论的虚妄进行指证，则难以在当代不同的政治哲学坐标之间进行孰优孰劣的价值排序与理念抉择。基于此，罗尔斯集中从四点批评了哈贝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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