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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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与强化才是可以谈论的；其二，公共领域无论与政治系统发生怎样的关联，它与后者在功能以及整合和再生产方式等方面都截然不同。所以，“在公共领域中，至少在自由的公共领域中，行动者能获得的只能是影响，而不能是政治权力。论文联盟*”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自我限制并不意味着它对于合法性说明软弱无力，而是意味着，要持守对于政治合法性而言的始源性意义，公共领域一方面应当捍卫作为其存在前提的生活世界的纯粹性，使之不至于因为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膨胀而质变为一个工具主义的系统；另一方面应当通过民主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的程序性的过滤，以及交往权力向政治权力的传递与过渡，来赋予政治决策以合法性的普遍信念。
第四，公共领域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构性。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与合法性的关联，既不是一个纯粹的规范性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验性问题，它所指涉的内涵要比这两者都远为复杂。这是为什么?哈贝马斯解释道，在合法性之自然法传统明显势衰而实证主义传统又还没有建立起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作为合法性之根本的社会对统治秩序的认可或同意，显然不是以自然法所推演的某种先定的观念为基
论文联盟*编辑。点，而是以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为基点，它来自于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讨论和批判活动使得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化成为可能，这在公共领域与法律、民主以及议会活动的关系呈现中得到了最为真实的说明。然而，这一状况只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界分开来因而公共领域获得了充分的市民社会的基础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在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资本主义政治语境中，市民社会由于政治国家的不断干预而失去其本真的存在结构，公共领域也由之而蜕变为没有根基、不能自足，甚至是受操纵的社会空间。这样一来，“公共性原则(公共领域的标志性内核——引者注)不再担负有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责任。尽管无限扩大的公共领域为了获得广泛赞同，向被剥夺了权利的公众反复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公众同时也远离了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以至于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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