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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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说，这两种传统在处理合法性上的失足，若是极为根本地概括就在于，它们都只是在“事实性”和“有效性”两者之间来回摇摆，而对它们的张力关系却不进行任何的说明。一种政治制度或者法律制度之所以能够是合法的，必须具备“事实性”和“有效性”两个向度：政治制度或者法律制度作为现实的政治构件，要能够被信任进而能够显明实际的政治、社会效果，这是“事实性”的向度；这种政治制度或者法律制度被信任是基于人们认为它是值得信任的而不是因为其它的原因，这是“有效性”的向度。对于政治合法性而言，这本来应当是紧密咬合在一起的两个向度，因为仅仅具备一个向度，并不一定理所当然地推出合法性。例如，仅仅具备“事实性”可能就会有两种情况：人们之所以信任一种政治或者法律制度，就是出于它是值得信任的，但也可能是出于种种外在的因素而不得不去信任，后一种情况显然就无法对合法性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在自然法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那里，“事实性”和“有效性”分明就是相互外在、彼此分离，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两个向度，这是它们的合法性基础总是难以达及厚重的真正内缘。
二、公共领域作为合法性的基础
哈贝马斯虽然对自然法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检点与批评，但他并没有将这两种传统简单、粗暴地推上思想的被告席，而是在指证它们不能处理“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关系的前提下，对其沉积下来的思想资源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进而将自然法传统彰明的价值的东西与实证主义传统彰明的事实的东西内在地统合在他自己对合法性的理解当中：“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然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对合法性如此这般的理解，是否就能够保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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