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其二，罗尔斯对正义理念的推导以及由之而来的对合法性界标的设置，无论具有什么样的诱惑和感召，也不能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样的过程只是在“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真空中进行的，因而文化的多元性、“建制化了的政治决策过程”，以及“同法治国原则背道而驰。并使组织良好社会面对一幅颇有讽刺意味镜像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政治发展趋势”等需要考量的因素，无一不消失在理论的地平之下。罗尔斯在《正义论》的补遗之作《政治自由主义》中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多元性的问题，作为政治正义之假设的“重叠共识”也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多元性的基础之上，由此路径导出的合法性解释方案依然是问题多多的。
　　哈贝马斯指出，实证主义传统的问题在于：其一，当它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删除任何有关价值关怀和规范指涉的因素时，它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如若隔离了对人的生存要素的突现，合法性自身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因为“合法性的客观标准是被统治者方面的事实上承认”，一种政治制度或者法律制度一旦被人们认为远离他们的生活，其合法性就变得十分脆弱了。其二，实证主义传统诠证合法性的经典公式，即“合法性等于合法律性”只有置放在特定的场境中才可能成立，否则，它根本无法经得起“精察洞问”的推敲。审视欧洲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最接近于形式法合理统治模式(即合法律性——引者注)的那种政治秩序，其本身并没有被感受为合法的；会这样感受的，充其量是那些从中得益的社会阶层以及它们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家。”这一状貌的更为极端的例子在于，那些独裁的政治和法西斯政权的形成，都是符合韦伯所界定的“规则合理性”、“科学合理性”、“可计算性”、“可操作性”等一系列法律形式的，但显然不能就此而得出“独裁政治和法西斯政权的产生是正当的、合法的”这样的荒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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