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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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指出：“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在古罗马思想范例中，西塞罗提出了“正义”和“理性”的规范，认为它们是政治共同体成员相互之间达致和谐共在状态的基础和普遍力量。这种“正义”和“理性”、的规范并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与自然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人类普遍能力。它们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以一种无形力量的方式存在于政治共同体中，规导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进而也成为政治合法性进行自我辩护的最终依托。这一合法性的自然法传统绵延至近代早期，通过契约论哲学家对自然状态的预设而获得了新的形态。在洛克等契约论哲学家看来，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并非通过神启或者政治人物个人的魅力进行说明，毋乃说，一个政府或者一种法律规范只有能够保护人类的自然状态(自然社会)，进而彰显自由、平等、正义、仁爱等价值理念，它才是正当的、合法的、值得拥护的，否则，人民就有权根据契约推翻它，进而建立起新的政府或者法律规范。可以看出，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出来，合法性之自然法传统总是在一个形而上的、伦理学的质点上推演政治制度或者法律规范的正当性准则与法则，从而实现了合法性学说与价值学说、道德学说的内在合流。
合法性之实证主义的传统是由韦伯根据经验科学的方法和范式开创出来的。在韦伯看来，经验科学对诸如统治秩序、法律规则等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检视，应当始终在“事实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的牵引下进行，而不应当将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规范设置为推论的支点，因为道德标准和价值规范完全是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它们与个人的自由、决定和选择有关，而与事实问题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它们不是经验科学追求的目标和研究的对象。就此而论，成为政治合法性准则的，一定不能是公正、正义、平等、自由等恒久不变的、符合自然理性的伦理要求，而只能是科学性、可计算性、可操作性的政治范畴。根据这样的准则，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必须把任何以“应当”(shotdd)为诉求的规范和理想驱逐出去，最终借助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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