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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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某一种价值准则接入到政治系统当中并由此说明合法性的基础，那么，这样的合法性说明至多只是与某一个固定时间内的固定群体相链接，而绝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一困难在公共领域的场境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公共领域将价值的生成发展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市民社会的普遍存在和这一普遍存在的展开，这是自然法的传统未曾具有的。推进地看，由于与私人生活领域、与市民社会相互关联，公共领域与政治中心相比更能敏锐地感受新的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情境：核军备竞争、克隆研究的风险、生态危机、第三世界的经济恶化、女性问题、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文化认同问题，这些自20世纪7D年代以来不断突现出来的新的社会问题，无一不是首先由市民社会和作为市民社会的公众的私人提出并引入公共领域的，相反，国家机构和大型政治组织却往往只是在公共领域对这些问题讨论和放大之后才将之纳入到自己的系统当中。由此而论，“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带有一些非专用的、但具有全社会敏感性的传感器。”它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公共意见而对议会组织以及法院等政治实体造成一定效应，并且迫使这些政治实体转到正式的权力循环当中。就民主法治国的政治、法律实践而言，实证主义传统所假定的“由合法律性而合法性”的公式在这样一种“场境”中是可以成立的，但它的成立也会仅仅是因为被置放于这样的“场境”当中，其它的“场境”都是不可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事实性”的东西与“有效性”的东西是相互吻合的，而不是像在实证主义传统那里经常是相互分离的。既然如此，合法性在这样一种“场境”中无疑就可以获得充分的自我说明与自我辩护，而公共领域在这样一种“场境”中对于合法性而言无疑就具有始源性的意义。
第三，公共领域的自我限制以及对于合法性立基的具体取径。哈贝马斯强调，指认公共领域对于理解合法性的优势是一回事，而指认它在理解合法性中的自我限制是另一回事，两者缺一不可。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其一，公共领域和作为它的基础的市民社会只有在自由的政治文化、完善的私人领域和合理化的生活世界的场境中生成并以这样的场境作为其存在的根本支撑，它对于政治系统之合法性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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