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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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
摘 要: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2002—2008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21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论文联盟*论文联盟*编辑。
一、引言 贫困地区由于受自然、历史及地理等条件限制难以依靠自身发展脱贫,政府介入不可或缺。中国政府早在1986年就开启了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征程,并划定国家贫困县对其进行专门瞄准扶贫。在贫困地区政府公共支出除了一般性公共支出外,还有专项扶贫公共支出,可以说政府的公共支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贫困减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的成绩功不可没。但21世纪以来,在贫困人口不断递减而政府公共扶贫支出还在不断增加即人均扶贫公共投入还在不断上升的条件下,却出现了扶贫成本增高、扶贫投资边际效率递减、扶贫效果越来越不显著、贫困减缓愈加困难等问题。如何改善政府公共支出的方向与结构,提高政府边际投资率,更好地发挥政府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与减贫的作用,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很少有研究从政府公共投资角度来看待中国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影响。Huang、Rosegrant and Rozelle(1997)研究公共投资(主要是研发投资)对中国农作物增长的贡献。Fan et al. (2000)[1]和林伯强(2005)[2]都通过联系方程分析中国政府公共投资(R&D、教育、道路、电力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的回报率及扶贫效果,都认可教育公共投资的扶贫效果最好,其次是农业R&D投入,并分析中、东、西三大地区不同的公共投资各自的影响差异。刘穷志(2007)[3]对中国政府公共支出归宿是否惠及穷人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认为:政府的科教文卫和社会救济对贫困人口已经有所倾斜,但社会保障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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