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时代国学研究的大众化与保真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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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宝典》、《四库全书》等电子书籍不仅让读者能够方便、经济地阅读传统文化典籍，也给学者的某类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学者的速成和表演创造了条件。
教育界在学术界和传媒界的影响下，也不甘落后，为从幼儿到成人的学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上海出现了孟母学堂，北京大学有乾元国学讲堂，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2003年起把国学课作为特色校本课程[7]，有人建议在中小学设国学课，讲授奉孝[8]，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孔子学院，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挂牌招生。教育部2004年支持《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正式启动，广泛设立孔子学院。
二、问题：内容和态度的失真
历程规定着特征。历史的必然要求，人们的主观努力，推动国学热的形成，自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当今国学热中最为人们争议的问题是：国学的浅俗化和从事国学传播的人们的功利化，即在内容和态度两方面都存在失真的现象。
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人的作为之所以引起广泛的争议，不争的事实是他们在表演中的确存在一些硬伤，这些硬伤有源自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无论是主观方面为了媚俗，为了古为今用，还是客观方面的某些不足，只要确实背离原意太远，或与历史真相不符，争议和批评就有必要，不然，这么广泛地以讹传讹，导致的决不会是国学的兴盛，而必然是国学的肢解或消亡。
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传播者追求受众有比较明显的功利目的。无论是为名(学术、政治、社会)，还是为利，都背离了学术的本性。仲伟民早在国学初热之际就曾提醒要警惕有人借机捞资本[9]。龚自珍曾尖锐批评学者“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现象，钱钟书先生一再强调治学的非功利性，都说明学术研究和传播应该远离本位功利。这里我想提醒学者区分问题的功利性与治学的功利性。学以致用，我们研究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尽可能有功利性(有益于民生)，但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抱有功利目的。误国祸民的伪学代代不绝，与代有功利心强的“学者”有关。
我们不想在这里对有关个人进行胡乱的猜测。仅仅注意那些积极于国学传播的机构，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学校传播国学，或为了出新闻、出成绩，从而扩大、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更多的是为了获得高额学费或培训费。媒体从事国学传播，经济利益恐怕是首先追求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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