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时代国学研究的大众化与保真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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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没有人为他们提供纯正可口的国学大餐，并且当他们享受变质的快餐时，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危害。
传播机构要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应该看到，电视台、出版社、报刊、网站等传播机构对国学的传播本身就是重视社会效益的表现。但毋庸讳言，传播机构依然延续着他们追求受众最多化的惯性，在进行国学传播时、选题重适时，选人重表演才华，内容尽量浅俗，以新异乐吸引受众。国学传播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传播者应更多地考虑传播的实际效果，不要去追求表面的热闹。即使从经济效益考虑，也应该根据其适宜推销的产品(国学资料及培训)的特性，传播科学严谨的国学知识，树立权威的形象，争取现实的高端受众。
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积极引导、加强监管。通过评议扶优抑劣，引导传播者和受众。对不法内容和不法行为，进行严厉监管。
社会力量要大力支持国学的传播。国学传播不只是学者和传播者的事，社会各界都应该关心、支持国学研究与传播。学者穷年累月进行研究，如果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或合适的报酬，恐怕也难以把板凳坐穿，也不容易长期葆有弘扬国学的热情。传播者作为企业，要自我生存，要发展，不追求经济效益肯定不行。如果他们没有生存能力，或者消亡了，国学的传播就更加困难。因此，社会各界应该把国学研究与传播作为最重要的公益事业来予以支持，只有企业(捐助设备、材料)、团体(募集资金、提供人力)和广大公民参与，国学才能真正热起来。
注释：
①李中华《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认为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需要。周桂钿《国学精神与当代社会》(《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认为是为了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林炎志《国学的当代价值与民族精神之塑造》(《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②除前揭文章外，有关文章有：《文史杂志》的《国学大师钱穆》(1989年第2期)、《记国学大师辜鸿铭》(1990年第4期)，《国际人才交流》的《国学大师容肇祖》(1992年第2期)，《档案与建设》的《国学大师段玉裁的乐事》(1992年第1期)，《语文建设》的《沉痛悼念台湾著名国学家高明先生》(1993年第1期)，《读书》上季羡林先生的《国学大师汤用彤》(1993年第3期)、王元化先生的《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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