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 |
|
|
|
二，从个体化写作再度“内转”为私人性獨语；其三，从思想的自由再度“内转”为身体的自由，比如从灵与肉的统一性追求再度“内转”为欲望化叙事，从上半身的自由再度“内转”为下半身的自由等等。从林白、陈染到卫慧、棉棉，再到《乌鸦》的作者九丹以及《遗情书》的作者木子美，就可以显示出这种视线下移的趋势。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最具有象征意味和典型性的审美意象中清晰地看到上述从文学的外化到“向内转”再到“二度内转”的嬗变脉络。比如“红色”作为一种基于民族审美传统与文化心理的核心意象，它所承载的内涵往往先验地表征着—个时代的主流倾向，而其象征意蕴的变化则透嚣出审美意识的时代性漂移。在中国当代文学前30年中，“红”毫无疑问地成为红心向党、信仰坚定、政治正确的审美对应物。这从此期的作品名字中便显示出来，如《红旗歌谣》、《红太阳颂》、《红色的十月》、《红桃是怎么开的?》、《红红的山牡丹》、《红大院》、《红色风暴》、《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红色的雷锋》、《红梅花开》等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变而为《红高粱》、《红树林》、《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街上流行红裙子》、《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这时期的“红”，告别了政治内涵与外在负重，成为人性自身解放要求的审美表征，“红”试图回归到“纯文学”的层面上。然而时至90年代以来，“红”的审美意蕴开始变得暧昧含糊。贾平凹笔下的“红狐”(《红狐》)意象，成为摆脱精神苦痛和心理郁闷的寄托，让人联想到麻醉剂的作用。到李傻傻的“红×”(《红×》)、雪静的“红肚兜”(《红肚兜》)等意象那里，“红”更多地指向了混乱的情欲乃至变态的心理。
与这条显示嬗变轨迹的“红线”相映成趣的是，文学话语整体性的审美情调也有一番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如《不能走那条路》、《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
上一个论文： 浅析煤矿机电管理技术的应用及管理
下一个论文： 重建当代文学审美批评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