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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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仍然是个微弱的声音，同时也仍然是一个内涵模糊并易遭误解的概念，也是被虚假的“向内转”搅混了的一个命题。我们所说的“向外转”，并非是转向生活的外在表象与社会文化的表层，如果是这样，文学永远比不上新闻报道和现实案例(事实也正是如此)。“向外转”并非是獨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式的自我扩张、现代主义扭曲的意识世界、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现实主义与生活本质的对应，它们并不必然地与“向外转”相对立。“向外转”也并非是放弃精神信仰层面的探求与内在心理的挖掘，它反对的主要是那种虚假化、獨语化、无根化的“向内转”，个体性从来都是与人类性两极相通的。包括隐秘的个体心理、微妙的生活体验、复杂的生命意识等，如果失去了人与人之间可以感应和沟通的渠道，那种所谓内在心理，所谓深层欲望，便失去了精神的投射力量。因此，“向外转”还必然包含着对于人类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内在精神的探索。
“向外转”也并非要求作家们都去关注与描写重大现实题材，甚至回到“题材决定论”的俗套，当然更不意味着写作了现实题材就算是“向外转”了。当“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审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下，“怎么写”的高低粗细和轻重缓急之别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审美判断。其实，当下的文学创作并不缺少现实题材描写，并不缺少草根阶层的呻吟声，但数量庞大的“底层叙事”、“打工文学”，却让人感觉不如一部《中国农民调查》更具震撼力。当下文学也不缺少揭批权力腐败之作，但大量的反贪文学所反应的官场生活，连现实生活中的官员也不能被说服。当下创作也不缺乏对于道德堕落、人心异化的批判，然而许多的道德叙事远不如一个“小悦悦事件”更具典型性，更具丰富的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
过去，每个时期或时代总是有那么一批人物形象深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像“五四”时期的阿Q、祥林嫂，20世纪40年代的方鸿渐、曹七巧，甚至80年代也有高加林、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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