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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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磷，他们成为特定时空文化密码的承载者，成为人们借以观照现实生活和反观自身精神的审美符号。但在今天，这样的符号已经被现实中的人物所取代，进入人们生活中的是马加爵、药家鑫，是范跑跑、“彭宇案”。由此也反证了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因此，这样的“向外转”还必然地要求重新审视几十年以来文学的“非政治化”倾向，唤回有根的想象力。政治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它与具体的党派、政策以及对于其意识形态规训的态度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有当“非政治化”针对的是作家主体在政治上的“跟跟派”倾向以及创作上的政治工具论时才有意义。在当代社会，政治与体制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权力话语也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种种关系场域。福柯在谈到什么是启蒙时，就强调现在的启蒙已经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出现，这也就意味着追求解放和自由的作家主体应有獨立的政治姿态。然而，与“向内转”的异化相一致的是，“非政治化”的价值被过分夸大和扭曲了。更多的作家迷恋于似乎与政治无关的消极自由领域，拒绝涉足积极自由领域，这样实际上也就在无根的、虚幻的和虚假的审美自由中，客观地成为权力的同谋。更为重要的则是介入生活能力的退化以及探究生存真相之勇气的丧失。
总之，我们倡导文学的“向外转”，着意在重新调整文学之“内”与“外”的关系、个体与人类的关系、审美与思想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叙事与道德的关系，等等。而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就是重新建立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与紧密的契合度，锐意突进外部世界与国人文化心理，创造直逼当下和人心的自由叙事伦理，从而建构起属于新世纪的审美空间与精神生活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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