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道主义旗帜下的民族主义走向 |
|
|
|
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就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在深刻意义上是天性的基本美德，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10]955。的确，抗战期间中国人民表现出的顽强不屈赢得了世界的赞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Evans Carlson）在1937年9月11日写信给罗斯福说：“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的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卡尔逊曾于1927年2月至1933年1月、1933年3月至1935年两度来华），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11]35。
林郯的性格再一次发生了突转。一个负伤的日本兵被他毫不犹豫地杀掉了，他从死者身上搜出几张照片，照片上有个漂亮的女人和四个孩子。他心里涌出一股怜悯之情。他知道自己有了很大变化，暗自问道：“鬼子走了以后，我们还能把过去的自我找回来吗”[9]212？他开始对沉浸在杀敌快乐中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产生强烈不满，甚至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在战争结束之前死掉，免得以后成为“暴君”，使百姓听论文联盟Www.LWlm.com其摆弄。林郯陷入激烈的矛盾之中。即使是玉儿，赛珍珠也让其在毒杀敌人之后经历一番内心搏斗，她承认有时会因此痛恨自己。这种反思在国内作家笔下是不多见的。郭英剑说得好：“这种思考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时空。在战争时期就看到了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感佩作者的洞见。走笔至此，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过去的抗日文学作品，遮蔽了中国人所受到的苦难，特别是心灵所遭受的创伤以及对这苦难的痛苦思考，而仅是彰显了中国人以打仗为乐甚至是以杀日军为乐的一面，实在是冤枉了各个时代都挚爱和平的中国人民。”[1]
当代学者陈思和认为，从抗战爆发到“文化大革命”的40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是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的阶段。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
上一个论文：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挖掘和渗透民族团结教育
下一个论文： 从抗日战争看中国民族主义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