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请多为贫寒子弟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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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过去的科举考试，虽褒贬不一，却有一基本原则，即尽可能维持竞争的公正和公平。后者不仅涉及参与考试的士子个人，也关照到选取人才的区域性。从很早开始，科考名额就是按区域分配的，但又不是平均分配——今日所谓文化发达地区，人口密集，读书人多，名额也偏多，以体现择优录取的原则；文化不甚高的地区，则也有固定的名额，以确保当地人才的出路。
　　按理说，选拔人才的考试，就应“惟才是择”。若照顾区域性，已是一种不公正。宋代的司马光和欧阳修，曾就此展开辩论，成为史所必书的要事。司马光认为，朝廷所差考试官，皆京中“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弥封，考较长短，势不相侔”。换言之，各地读书人起跑线不同，而考题却有倾向性，接近考官的在京举人，实占便宜。这样的择优录取，表面虽公正，实际不公平。他主张分区域取人，以保障各地都可必中若干人。
　　一般以为，司马光说的虽是京师，针对的却是当时“东南”和“西北”取士不均的问题。宋承五代，政治上对南唐故地是有些轻视的。但东南教化程度高，科考的取中率也更高。这样，西北士人的入仕比例就大大降低了，所以北人司马光要出来说话。而代东南士人立言的，则是欧阳修。他强调：国家取士，应“惟材是择”。东南读书人远多于西北，是个现实。看起来东南取士多，实际已是百人取一；而西北取士虽少，却大体是十人取一。两相比较，西北的录取率已十倍于东南。考试本“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按地区分配，意味着抑东南而增西北，有失公正。
　　早在汉代举孝廉的时代，就基本是按人口划分名额，但对人烟稀少族群杂居的边远地区，同样人口的名额则倍之，已体现出对区域性的关照（美国的选举，众议员按人口比例，参议员按州分配，也有类似考虑）。宋代辩论的结果，司马光的提议得到实施。不过，东南所分到的名额更多，也照顾到了文化差异的现实。此后虽有波折调整，直到清末废科举前，大体皆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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