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海派文学”的都市精神与市民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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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维护着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海派作家内心深处有着一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矛盾,他们对现实有着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但他们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在新与旧、雅与俗、‘文’与‘商’之间挣扎,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海派文学更有一种与传统文学不同的人生体验。”[6]因此,尽管海派文学存在着一些过度商业化的消极方面问题,但其商业化 氛围中的都市文化精神自觉的积极影响还是占主要方面的。 大众化气息中的市民意识自觉 海派文人注重对在上海这一繁华与梦幻的大都市中艰难生存着的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与精神特质的摹写,并自觉地将女性主体意识提升到文学高度。日常生活意识、俗人意识、女性主体意识的充分描摹宣示着大众化气息强烈的新市民意识的觉醒。 (一)日常生活意识 日常生活意识是海派文学着力摹写的上海都市新市民自我意识觉醒的的精神主题之一。张爱玲、予且、苏青等作家以其小市民的叙事文学高调地昭示着海派文学对那些与时代、历史、民族、国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摒弃,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不同程度地开始对都市市民实用的、经济的、自利的日常生活意识和人的世俗性质有所体认,而疏离、反感甚至专事消解知识分子所一向强调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价值的神圣传统,”[7] 张爱玲执着于以日常生活的世俗、平实与世态人情的实用、势利来消解传统文化的神圣光环与崇高价值。她认为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8]P169 最能体现张爱玲消解神圣的部分无疑是对爱情童话的无情消解。《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与王娇蕊轰轰烈烈的爱情却抵不过对传统伦理的恐惧与对保守道德的遵循,本该美好的纯真爱情最终以振保的退缩与背叛宣告终结。对世俗利益的妥协使振保选择安稳的结婚生子,生活步入循规蹈矩的轨道。这种结局其实从开头我们就可以预先获知,小说开篇写道:“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9]振保作为张爱玲“城市俗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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