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央神学院和圣约翰大学求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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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形势变化时两个院校内政治气氛的反差
1950年是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后决定何去何从的年代，在神学院内可以感到明显的思想冲击。
1949年夏，我参加中央神学院的入学考试，作文命题是《试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大意）。说实话，我当时对于马克思的这句论断并无所知，但神学院已经敏锐地要求学生面对挑战。
中央神学院的沈子高院长原来在中华圣公会陕西传道区（西安）当主教。抗战期间，由于浦化人（当过圣公会牧师，后参加共产党，与沈是约大同学）的介绍，沈与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有过联系。他曾经召集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在他家开会，请周恩来同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通过这个途径，使这些主张广传到国外。他的家也曾经成为外国友人与爱国青年去延安的落脚点。应该说，他对于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全国解放的形势发展如此迅速，解放初期各地教会活动受到限制的消息频频传来，使他对于中国教会的前途消极悲观，一度在课堂上强调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20节）表示遁世，还提到英国圣公会改革时，编写《公祷书》的克莱门主教“殉道”等事。整理：WWW.YbAsk.COM 。
为了应付解放后农村传教人员可能需有一技之长以维持生活的形势，神学院曾经教学生“急救”等医药卫生知识，辟小菜园种地，男生还互相理发。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爆发，紧接着就是美国宣布冻结外资津贴。神学院的经费完全是依靠外国差会，这样一来财路断绝，打击可想而知。记得当时神学院早晚祷时，沈主教不止一次在祈祷中声泪俱下，甚为悲戚。
1950年7月吴耀宗等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宣言中指出基督教曾经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侵略中国，这个论断一时很难被基督教上层领袖所接受。沈子高当时还是中华圣公会主教院的书记，主教院曾经草拟过一个“牧函”（即发给信徒的公告），同意教会应该实行“三自”，笼统地谴责帝国主义，但不提中国教会 被帝国主义利用的问题（后来圣公会的领袖们很快转变立场，表示拥护“三自”运动）。《三自宣言》的签名，在神学院内也进行过，但我印象不深。“三自”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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