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科技的发展日益凸显,人类进入了追求物欲享乐的消费主义时代,理性走向了极端,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极度张扬,理性作为反思、批判、革命的含义被忽视和遮蔽了,人们的理想、价值、信仰在物质丰富的时代处于一种真空状态。现代性成了一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双刃剑”,而后现代性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否定和反思中悄然出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
　　理性危机哲学理论来自于现实的生态危机。1948年,费尔菲尔德·奥尔本(Fairfield Osborn)写道:“地球上的人口浪潮正在上涨,地球上的资源储备正在下降。”[1]面对生态危机,人们多把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科学工作。20世纪70年代,《增长的极限》是一份被评述为“带计算机马尔萨斯”的一份关于环境和资源的报告,该报告对科学的工作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认为科学的工作变得惊人的邪恶。除了担心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人们也在关心生物圈受到的威胁,如“全球变暖”问题。另外,冷战中的苏美双方的和平是以核武器的相互威慑为基础的,但是如果人们认识到双方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若干次的真相之后,这种和平状态则变成了人们的生存焦虑和恐惧。编辑：www.ybask.Com 。
现代性相信通过历史和传统的彻底决裂,人类能从愚昧和迷信的枷锁下获得解放,从而获得进步,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以及在广岛和长崎炸响的原子弹毁灭粉碎了这种乐观主义。
　　如何解决现代性危机,已经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和前沿性问题。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反省而兴起的,有一种思潮认为,后现代旨在为现代性治病,试图通过范式的转换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从笛卡尔、培根(甚至上推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段时期的近代西方哲学发展中,哲学家们以独特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哲学的理性精神,主张哲学应以人为中心,发扬人的理性能力。但理性与自然科学的相互促进最后导致了理性独断论和理性万能论,理性取代了中世纪的“上帝”,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人公然被称为“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理性的发展最后背离了理性建立的初衷。休谟站在经验论的前提下,对理性提出了质疑;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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