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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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种创新,但至少把后现代的哲学使命与政治哲学的转向联系起来了,其思想既可以理解为发展后现代,又可以理解为挽留后现代。用墨菲的话说,后现代哲学的发展,远非一种威胁,激进民主视其为完成自身目标不可缺少的工具。
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则从捍卫和重建现代性理念的角度回击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挑战。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和《现代性的后果》等一系列著作中,在区分“简单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基础上认为“后现代性”其实是“反思的现代性”。他认为,“后现代性的发展”不是让我们“超越了现代性”,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的更为全面的理解。我们并未迈进后现代,后现代的吵吵嚷嚷只是证明了现代性的结果比从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超越民族国家》等文中强调,现代性的事业并未完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等文本中,他认为以往的现代性主要着眼于“主体一客体”的工具理性向度,而新理性或交往理性则被相对忽视。编辑：www.ybask.Com 。
因此,为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性解释框架,他从普遍语用学即交往行动理论出发,通过交往的合理性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吉登斯和哈贝马斯都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辩护将后现代的开放式期待或否定性话语重新变成一种肯定、一种流动性、第二次现代化等,完成了话语逻辑的否定之否定,回落到现代性实证的话语谱系中。在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后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潮,诸如:激进民主、审议民主和对话民主作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对抗利器开始出场,他们在反思“现代性的衰落”原因问题上增添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三
按照罗素的观点,西方民主观念首先形成了两个传统:“卢梭传统”和“洛克传统”。与这两种政治意识相对应,就政治制度的理性筹划来看,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又可以明确地区分为以17世纪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民主优位”模式和以18世纪美国革命为代表的“法治优位”模式。19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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