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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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模式简单套用,后现代政治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在这个背景下,激进民主、审议民主和对话民主之间的争论和互动进入后现代政治的研究视域。
激进民主政治规划是墨菲用德里达的解构、利奥塔的癫狂、福柯的训诫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消除的结果,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民主理论进行解构,在反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反对解放政治的命题下,提出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相反,社会主义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以新社会运动为为研究对象,以葛兰西的霸权思想为出发点,构建了激进民主规划。其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现代哲学的一个危机点。
审议民主是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思索的一个政治新模式。“从根本上讲,审议民主要强调的是公民及其代表需要对其决策之当性进行证明。无论是公民还是其代表,都希望对方对他们提出的原则和规定进行说明,在一个民主体制中,领袖应该说明其决策的理由,并回应公民对其理由的质疑”。[8]审议民主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支撑点,他将现代性看作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虽然他承认现代性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不同意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否定。他主张对现代性消极方面进行批判,对积极方面坚持和发扬,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为了彻底地否定,而是为了重构。来源：Www.Ybask.Com 。
其现代性理论中的交往理性最终通过审议民主构想得以实现。
与哈贝马斯相比,吉登斯一方面认为21世纪这个新时代本身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但另一方面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性”。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这类新术语的出现更确切地说是表明了即将终结之前的事物所处的先前状态。他说:“我们不但没有超越现代性,而且正在经历着它的激烈化阶段。”[9]可以说吉登斯是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仅仅将后现代性解析为脱离或“超越”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转变。吉登斯的“对话民主”的概念,是针对现代性在现阶段的激烈变化而提出,“对话民主制的中心不是国家,而是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折射回到它身上。处在全球化和社会反思的情况下,对话民主制在自由民主政体范围内鼓励民主国家的民主化”。[10]
激进民主、审议民主和对话民主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从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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