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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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崩溃才成为一种艺术现象”。[3]在尼采看来,哲学首先而且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尼采厌恶国家等政治制度,厌恶基督教道德观念,厌恶“舍己为人”的伦理观念,厌恶一种没有创造性的萎缩的末人。尼采的“摧毁和解构一切”的铁锤哲学散发着后现代哲学“解构一切”的气质。
马克思则从劳动异化的角度来开启后现代的政治预言。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不是保障和提升主体的存在,而是使主体虚弱和恶化。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马克思作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劳动者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越是创造价值,他自己越是贬低价值、失去价值;他的产品越是完美,他自己越是畸形;他所创造的物品越是文明,他自己越是野蛮;劳动越是有力,劳动者越是无力;劳动越是机智,劳动者越是愚钝,并且越是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类所特有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能动性的活动已经衰微和死亡,劳动异化的结果覆盖了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的胜利使货币成为支配社会的力量和价值,随着交换价值的肆虐,资本主义的功能是满足私人和个人的贪婪和欲望,而不是保证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来源：Www.Ybask.Com 。
“马克思把这个颠倒的世界描述为‘扭曲了的’,‘着了魔的’,‘颠倒了的’世界。”[5]马克思通过描述一种抽象的商品梦幻,提供了一种现代与前现代社会的断裂话语,该话语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所继承,并为后现代理论家所发展。
克尔凯郭尔、尼采和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是后现代的,但是他们思想的穿透力和预见性,使其批判精神得以沉淀,被后来者所借鉴和发展,他们的思想在诞生之初,已经为100年以后的后现代哲学提供了胚胎和温床。道格拉斯·科尔纳进而认为后现代的政治转向有四种形式:[6]一是绝望的政治观,如鲍德里亚;二是个人自由的修正性政治,如福柯、利奥塔和罗蒂;三是身份政治,如新社会运动、女权主义、黑人解放、同性恋、和平与环境组织等社会运动等;四是重构启蒙价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把新社会运动当作引进激进民主的多重源头,如墨菲。[7]我认为,在上述政治转向中,墨菲的观点尤其具有代表性,激进民主思想纲领的构建,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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