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心理学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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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定工具，这种状况在国内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SCL—90的应用为例，从国外对SCL—90的应用情况来看，SCL—90的测量人群多是心理疾病患者、生理疾病患者以及经历了突发性重大应激事件的个体，只有很少的研究采用SCL—90作为心理健康评定手段，而且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与国外不同，普通人群在我国是SCL—90的主要测查对象[34]。另外，我国SCL—90的普通人常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立的[35]，20多年过去了，该常模显然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环境背景下的普通人群。受主流心理学的影响，SCL—90在90年代后期后，逐渐被应用于体育领域。有研究表明，SCL—90在体育领域也存在滥用、误用的现象，将它用于竞技领域、学校体育以及大众健身领域作为评价心理健康的工具。高旭（2008）认为SCL—90测量的不是“心理健康”，而是“心理不健康”程度，比较谁的“心理不健康”更少[36]。分析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受传统主流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以症状、问题作为评价心理健康的方向；另一方面，缺乏正向的心理健康评价工具，这种“拿来主义”既简洁，也方便。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学者陈勇嘉和殷恒婵（2003）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率先从积极方面探讨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提出了一个6因素结构模型[37]。该研究为心理健康评价注入了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与思想，也明确了今后对心理健康评价不能仅考虑“心理不健康”维度，更要考虑“心理健康”维度。
3结语
从1998年积极心理学运动发起到2002年积极心理学的正式形成，再到今日，也不过短短10余年。在这10余年里，积极心理学以一种蓬勃的姿态影响着社会的许多领域，并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积极运动，积极心理学的一些观点已经渗透到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并对其中的许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看待问题的视角，同时也给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体育运动心理学应当对这场积极心理学运动给予一定的回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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