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教条具有普适性的前提下， 西方集团可以把它们当作尺度， 对其他国家进行衡量， 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由此，文化霸权就直接进入了西方集团的国际政治操作中，文化霸权实质上也就变成了西方国家实现自己战略利益的合法性依据。也许尼克松的一席话能帮助我们认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如何利用文化霸权来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的： 既然已经获得了和平， 我们首先必须好好想一想，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一个理想的世界是： 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永远忠实于社会正义和人权。但是， 在缔造这个理想世界的过程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当采取何种作为？ 惟一的衡量标准只能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尼克松说： 延续和平不应危害我们的利益和原则， 扩大自由不应危及和平。这就是说， 西方集团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执行自己道德责任的地点与方式， 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总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 西方的文化霸权是一个现实存在。这种霸权是在历时几代人的西方文化扩张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这个过程中， 非西方的民族性文化从未停止过抵抗。他们的努力有助于保护自身的基本文化认同， 却不可能改变其民族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逐渐西化的趋势。换句话说， 全球化并没有彻底抹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却逐渐抹杀了这种多样性的政治经济意义， 西方文化已经拥有了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霸权地位。

文化霸权的有限性

葛兰西认为， 文化霸权的确立过程绝不是暴力的， 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装扮成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和文化， 误导被统治阶级错误地形成了对文化霸权的认同和首肯。从历史上看， 西方集团使用文化霸权对非西方国家内政进行干预主要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现象。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西方的经济政治实力会不断加强， 其文化霸权的使用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就西方集团的利益来说， 实现全球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统一是维护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 在客观上有时也可以起到制约暴政、消除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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