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与执行，是力求在具有社会理性与道德理想的民众之间、部门之间以及民众与部门之间，彰显民众与组织所应持有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对公平的承诺，对宽容的尊重，对正义的信仰。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应从两个层面着力培育公共精神：一是进一步弘扬政府公共精神。政府的公共精神表现为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对公众利益的关注，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服务认同角色意识，超越个人视野对公共行政过程的深刻理解，在公共事务活动中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公共规范的维护。它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以公共精神为主导，密切关注并回应民众需求，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扩大民主参与的渠道，形成民主参与机制。二是增强民众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也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物，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与社会制度。公共精神更是指在公共善治的共识基础上所产生的自尊、互惠、信任等基本伦理规范，体现为社会交往中在自尊的基础上赢得他尊，以互惠作为根本的交往准则，在不断的博弈中积累彼此的信任资本，并遵循于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基础。

引导和鼓励民众参与公共生活，通过这样一种平台的催生与搭建为民众交流倾诉提供一种解决的话语机制，使民众都能意识到自我角色的存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自我权利的赋予，也使民众认识到自己与社会各群体的彼此共融与平等，让他们既感觉不到特权等级又意识到走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既意识到个体利益的尊贵又感受到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既意识到社会秩序感又使得其主客观需求得以回应。构筑主流公共文化价值观，以利益为基本动力，以权利为基本支撑，以新伦理精神为软驱，以创新精神为基本景观来确立对于民众公共行为和思想的疏导以及公共精神的生成。

公共精神不是抽象的修辞，它是一种微观的、鲜活的、流动的、可识别的生活内容和底层修辞。在城市底层话语视野里，培育公共精神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完成精英话语与底层话语的积极对接，完成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的有效“缝合”，也就是要将抽象宏大的话语信息转化为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表述方式，使其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进而在日常生活领域完成对公共精神内涵的识别与认同[6]。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既有的社会情境与制度环境中，以决策精英和普通民众这两种基本角色来重构政治社会公共领域，塑造公民共同体。变维稳思维为创稳思维，从制度的配套和程序的可行两个层面推进公民资格权利结构的完善，使公民权利内容与保护落到实处；推进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精细化；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开放制度和精英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信息充分交流的社会公共领域并以显著的互惠和利益妥协增进社会合作，存量社会资本，涵养丰厚的公共精神；探索国家-民众之间协商合作的模式，使利益相关的民众或关心公共事务的民众参与到真实的协商程序中；通过社会组织、社区以及网络来设置公共议题，使民众在对相关公共事务的探讨中辨清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及其关系的处理。

参考文献。
[1]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开放时代，2008（2）.
[2] 康晓光，韩恒，卢宪英。行政吸纳社会：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m].香港：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0.
[3] 唐文玉。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j].公共管理学报，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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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熊跃根。社会政策：理论与分析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9.
[6] 郭明维，李迎新。现代公共精神的内涵及其网络化生成机制解析[j].电化教育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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