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随着利益、价值、身份意识的觉醒、组织力量的成长和政治参与热情的激发而不断增强。如何规范这些多元的政治参与、有效消除其中潜藏的矛盾冲突、吸纳政治合法性和保持社会秩序的动态稳定，将是21世纪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必然面临的挑战。

弥补民主缺陷的最好方式就是更多的民主。中国民主政治将亦以更多元的民主参与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正如俞可平所言，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民主方式有四种，即代议民主、多数民主、远程民主和协商民主。其中，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都是以选举竞争为内在的运作程序偏好，而协商民主则以协商合作为其内在运作程序偏好。至于远程民主，它只不过是借助技术手段突破了选举竞争和协商合作运作时的空间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民主运作形式。根据这种分析，民主运作的程序偏好大致就有两种方式，即选举竞争和协商合作。而近代以来以选举竞争作为民主运作的程序偏好，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少数排斥、政治冷漠、金钱政治等等。基于西方对选举竞争民主运作程序偏好的反思和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状况，本论文认为协商合作在未来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极有可能是较好的民主运作程序选择项。

1、从协商合作本身的民主功能来看，内含着选举竞争的协商合作能更好地满足新时期中国多元力量民主整合的要求。

当代日趋多元分化的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提高增强了相互的依赖，多元并存要求有效地政治整合。内含着选举竞争的协商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二者的优点，能够较好的完成时代赋予其的政治使命。第一，它借助选举使协商合作在不同规模上都得以开展，为多元力量提供了多维的协商合作参与途径。第二，它在推动社会多元力量之公共诉求公正整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第三，它将公共政策建基在协商共识基础之上，使公共政策内含着科学真理和公平正义，能够经受着公众的理性和道德的

评判，因而在社会广泛认可的基础上获得高效的执行。第四，它以连续、真实和多维的民主政治参与塑造着具有丰富政治知识、健全政治心理、高尚政治道德和较高政治能力的政治主体。第五，它在引导社会多元力量实现基层自治、有序表达政治要求和积极参与或影响公共决策的过程中，消除了多元政治参与中潜藏着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保障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稳定。总之，通过多维平等的政治参与和公正有序的理性协商，协商合作一方面满足了有效规范多元社会力量政治参与的社会要求，以体制化和程序化的方式吸纳了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它也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构在了公共理性之上，使得政治系统及其政策行为因内含公正与真理而受到高度的社会认同。

2、从物质基础和文化传统来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与“和”文化传统和崇尚集体主义的政治心理，为协商合作在中国民主政治当中的运行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政治文化心理基础。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因所有制的多元化而使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分化，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有制为协商合作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选举竞争是建立在政治献金募集制的基础上，容易导致强势力量对民主政治的实际掌控。而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有制所积聚起来的社会公共财富，则可能以公共资金资助协商合作的展开而避免选举竞争中可能存在的金钱政治弊端。它为协商合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运作的程序偏好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协商合作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文化传统的支撑。儒家政治思想在中国绵延存在了几千年的时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政治文化源泉。其中，以“和”为特点的政治文化，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孔子及其弟子对之作了多维的阐述。首先是以此品评社会主体的政治道德人格，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应该具有包容心理。其次是以此强调社会人际关系，“礼之用，和为贵。”这不仅要求社会主体具有妥协包容心理，而且要求社会主体以“礼”节制自我不具公共正当性的社会要求。最后，孔子的孙子子思将“和”上升为治邦理国之道，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对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智慧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江泽民曾对它做了现代的演绎，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所内涵的政治理念与协商合作所要求的政治文化是比较契合的。它有利于协商合作这种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主方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

而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思想，又内含着集体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洗礼，已经不同程度地内化为中国公民的政治心理，成为个体利益和价值取向标准。公民个体行为在经受公共道德评判时，集体利益（包括组织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增益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自律性行为标准。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成为社会共同谴责的社会行为。集体主义观念的深化和在公共行为当中约束作用的发挥，将为公共论坛或决策体制中的协商合作行为提供类似于“公共善”的价值理念指导和具有道德自律性特征的政治心理基础。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协商合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运作的程序偏好。

3、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理念来看，和谐社会的建设也需要内涵着协商合作政治理念的民主政治给予保驾护航。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基于对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和国内实际情况的考察，认为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逐渐进入了一个矛盾多发的阶段。为此，以胡锦涛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即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民主政治对其的推动和保障。因为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贯彻，既要求以政治手段消除社会当中潜藏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又要求在冲突的权威调节中实现公平和正义。相对于选举竞争而言，协商合作更能满足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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