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而协商参与主体政治自由内心体验的增强和实际拓展，将使共识民主政治不断获得进化发展。因为正如罗尔夫%26#8226;埃尔伯费尔德所言：“发展民主同时也就是发展自由。”我想这句话倒过来也应该是成立的，即发展自由也就是发展民主。公民自由的拓展及其切实保障，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协商合作中参与主体的全面发展，将为共识民主政治的建构奠定良好的主体基础。

2、以协商合作消融中国现代化中期潜在的多元矛盾和冲突，为共识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

按照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现代化中期往往是一个矛盾多发的阶段。具体到中国而言，这些矛盾或冲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内含着对立和冲突性质的公共事件不断发生，社会自身（即公共领域）针对公共事件缺乏有效的发掘、整合与自治机制，公民多元政治诉求需要公共权力机构予以吸纳并给予政策性回应。中国民主政治系统中消融这些矛盾冲突的手段主要有两种，其一就是选举代议的方式。但是选举的间歇性可能导致政治诉求无法及时传递，代议则有可能因选举之后代表与选民的脱节或选民对代表监督的乏力，而导致政治议题不能准确反映公共诉求。公共政策供给不足，多元矛盾也得不到及时地调节或规范。此外，选举代议和票决决策中内含着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体制排斥或政策漠视。这可能使弱势群体采取非程序的、非体制的社会活动来谋求利益的社会表达或维护。而与选举代议民主方式并存的还有协商合作民主方式。它存在于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中。公共领域之中的协商合作不仅能够敏锐的发现社会公共问题；而且在对它的初步整合中，协商合作或通过利益相关方的理性协商达成共识实现社会自治，或者形成各种公众意见诉求于公共决策机构——即要求公共权力机构给予政策性的权威调整。这样，协商合作既将大量的社会公共事件处理在了公共领域内部，在深化社会民主的同时增强了社会自治能力，又及时准确地将公众就相关社会公共事件的政治诉求传递给公共权力机构。而公共权力领域中的协商合作在进行协商决策时，一方面在参与人员的吸纳或确认方面，以内含公正精神的程序原则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也有代表参与其中，使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得到公开的社会性表达；另一方面，在协商决策的展开过程中，公平的正义、公共理性和公共善作为话语交往中各种认知诉求的权威评判标准，将使内含着冲突或对立性的认知诉求都必须接受公开的多方辩驳，在寻求公共正当性的过程中或交融或并存。在理性和平地消融各种内含着不同程度冲突性的意见诉求的同时，它也催生了理性共识以及建基在理性共识之上的公共政策。

中国政治生活中，协商合作这种多层多维的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政治功能，不仅将增强公共领域中各社会团体以及它们相互之间自我管理团结自治的能力，而且也将增强公共权力机构及时有效地供给公共政策的能力。二者有机结合，将既使社会有序运作，各种矛盾得到及时处理，又使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和谐并存，功能互补。这将为在协商合作基础上各种层次理性共识的获致与追求共识的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提供有序和谐、动态稳定的社会秩序。

3、以纵横两个方向的协商合作体制建设，推动中国共识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保障协商合作多元连续的开展。

按照第六章“协商合作与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所给出的分析路径，在中国建构以协商合作为运作偏好的共识民主政治体制也可以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展开。

从纵向上来看，为了在公共事务管理的不同阶段都能获得相应的协商共识，中国共识民主政治体制建设可以分为下述三个层次。首先就是存在于公共领域当中的非建制化协商论坛体制。在该体制中，围绕具有公共性的社会事务，与之具有关联性的公民及其社团，或通过协商合作就该公共事务的解决达成一致共识，实现基层自治；或者对该公共事务进行某种程度的认知整合，形成代表不同群体共同政治诉求的各种公众意见。其次就是存在于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交叉地带的各种协商耦合体制。它们或主动自觉或被动授权，对于公众意见进行协商性的再认知和科学分析，将再度整合和提炼后的社会议题以各种形式（如研究报告或政策建议案等）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或提交给公共决策机构。此外，它们也将公共权力机构关注或设置的议题，传递给社会，引导社会公共关注焦点的转移。这种协商耦合体制的建设和功能的发挥，既勾连了协商论坛体制与协商决策体制，使二

者得以有序包容、相互承接与融合，又在二者之间设立了一个隔离带以保持着良性排斥关系。最后就是公共权力领域中的协商决策体制。该体制以多维渠道吸纳社会议题（即公众的政治要求），并经过类似于提案审查委员会之类的内部机构以听证会的形式将之转化为正式政治议题。公民或其代表组成的协商决策机构，就此政治议题展开多维的理性协商，或达成理性共识进行共识决策，或在协商之后进行票决决策以产生公共政策。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将因理性参与而带来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的认同。认同产生服从，将推动公共政策的执行。

从横向上来看，中国共识民主政治体制在三个纵向层次上还可以进行多元的横向体制建设。在公共领域中，受公共道德或共拟规则规导的协商论坛体制多种多样，如沙龙宴会、论坛研讨会、新闻媒介与社团、村社和市镇的自治会议等等。而在协商耦合机制中，则在三个具有差异性的领域中存在多元的协商耦合平台。其一，就是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发挥耦合作用的协商平台，如新闻媒介和各种研究对象为公共社会问题的咨询参谋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等。其二就是存在于交叉地带发挥耦合作用的协商平台，如决策听证会、政府新闻发布会、政府设立的顾问委员会等。其三就是存在于公共权力领域边缘地带的协商平台，如政策研究室、政治协商会议和个人信访或申诉制度。至于公共权力领域，它则以两种方式建构着协商决策机构。首先它对原有政治决策机构——如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协商性改造，使之成为以协商合作为主要运作偏好的公意形成机构。其次就是创建新的协商决策机构。在目前中国民主政治的运作中，它主要表现为建立部门内部的行政事务处理中心、部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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