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人们也将面临着一个经常讨论到的我不想在此忽视的问题，因为这对法律思维的特性富有启发性。它是指行为构成与法律结果相互处在何种关系之中。至今我们把这个关系只是标称为一个条件式的关系：行为构成包括作为法律规范的抽象组成部分的概念上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法律结果指令插手进来。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把这种关系也理解为简单的评价，一如立法者自己经常所作的。因为代替说：如果有人故意地或过失地侵害生命、身体、健康……，那么他对他人有义务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害，立法者说：故意或过失地侵害……的人，有义务对他人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害。因此，无论我说，根据在行为构成中表达的条件，法律结果有效，还是说，法律结果对行为构成有效，在逻辑上无关痛痒。但是，第一种表述较明确地表达了法律命令的条件性，我们在

一种程度上倾向这种表述。然而，现在人们为了一目了然地突出法律思维的特征，把那个条件性称做法律因果性的特殊类型。齐特尔曼(zitelmann)曾在上个世纪这样做了：在行为构成与法律结果之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首先由立法者编织的必然性纽带，这个纽带我们可能不外必须将它理解为自然的因果性的类比，在此，它关涉一个由人类完全根据对自然的类比所创造的自己的法律因果性。43立法者构建了行为构成与法律结果（即一个人的义务存在）之间的因果联系，立法者同时把这种因果联系说成是既存的。继齐特尔曼之后的优秀法学家是图尔(v.tuhr)，他说：法律世界一如自然的过程，服从充足理由律。在行为构成与法律结果之间存在着一个不是基于自然秩序，而是基于法律的意志的因果性，它就象自然行为的因果性一样，最终建立于人的思维的创造性中。一个法律更改，只是发生在它所要求的行为构成本身已经实现之时。当产生与法律命令相适应的行为构成时，由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法律更改随之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发生，即在行为构成圆满实现之时发生：一如物理之自然，在法律原因与法律效果之间不存在可测量的时间。法律的因果性（事实引起法律效果）以法律的规定为基础，且因此能由法律随心所塑造：法律能把任一法律结果与任一事实联系起来。44

从这种法律因果性的观念中，也引出实践性的结果，例如，一个法律后果不可能两次出现或两次消除。在法律中不存在双重效果（doppelwirkungen），例如，假如有人因为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而成为所有人，那么，他然后不能由于第一个行为构成，如凭时效而又一次成为所有人。或者说，假如一个法律交易已经由于一个行为构成而失效了，那么，他不能由于第一个行为构成，如由于对诈欺提出异议，而又一次被消除。在此一意义上，图尔说：一个既存的权利不能再次产生，一个不存在的或消亡的权利不能被消除。45例如，我们试设，在一个关于买卖合同的有效性的诉讼中，想让合同失效的乙方当事人首先提出，合同有背于善良风俗，因而当无效。然而，假如这个当事人遇到举证的困难，他能依据另外的理由吗? 即合同是由于欺诈而成立的，并且因此能对之提出异议，能用这种方式可以使之无效吗？据图尔的观点，这不行，因为这与法律因果性相违背。一个不存在的权利不能通过异议而被废除。

在行为构成和法律结果之间存在一个法律因果联系的理论一再受到质疑：在这一理论中，逻辑的关联与因果性被混淆了。例如，宾德尔(binder)十分尖锐地指出，当法律者们谈论法律效果时，纯粹是胡说八道。这是一个纯粹的比喻说法，因为法律结果不能像每一个直接的效果被认为是一个状态的改变，法律结果概无对象的事实，既不在物理世界，也不位于心理世界中。法律结果不外存在于基于法律规范的行为构成的逻辑关系中，存在于行为构成的规范关联性中（normbetroffenheit）。46但是，因果性的立场不能如此简单地被搁置一旁。针对宾德尔所持的立场，我们似乎未触及原本的问题。如果一个法官基于法律规范，这意指，根据法律的抽象行为构成推论出一个具体的行为构成，即一个生活的事实行为，那么，他就获得具体的法律结果，不是由于这一推论，而且由于他在逻辑上的前提是，一方面在法律中，另一方面在具体案件中，行为构成据此得出法律结果。同样，这种据此得出（nachsichziehen）被因果关系论者说成是法律的因果性。47因而，问题总仅仅是，人们是否正确做到，是把行为构成与法律结果在抽象上（即在法律规范内）的关联，还是把在具体上（即有关根据法律规范的生活状态）的关联称为因果性。假如宾德尔察觉出这不可能，原因是法律结果不占有对象的事实，那么，人们能反驳，这同样是过分地窄化了因果概念，人们只愿将之应用于物理或心理现象世界中的变化中。也存在着精神的构成物，它能被置于因果性的范畴之中。48为什么人们不能同样好地说，一个允诺引起一个请求权，或者一个义务，如一个殴打引起了身体伤害或心灵伤害。自休谟和康德以来，人们就放弃了因果性自身是某些对象性的东西这一见解。然而，自然的因果性基于自然规律，法律的因果性基于人的法律，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是任意地被创立的。但是，人们能终结这种思考：虽然法律事实不具有从其自身，而是由于法律或者习惯而产生的法律效力，法律因果性是由国家……所设立的，但是，自然事实引起自然结果不是由于自身，而是世界由天国创立和安排的。49不禁越来越陷入了这样一个现象：我们陷入了语言之争。当法律者们鉴于自然的关联与法律的关联具有所描述的类比性，爱把行为构成与法律结果的联系称为因果性时，这已为法律效果这个固定的被移植的表达所证明。那么，人们还应当争论，这是一个纯比喻说法，还是一个范畴的有意义地延伸到人们意欲消除其不公正统治的领域?

然而，要特别小心，这不仅由于理论的原因，因为用某种方式预设的自然规律的因果性，占有着一个不同于由人创立的行为构成与法律结果之间关联的结构，还由于实践的原因。从纯粹的结构语言转投到把因果范畴运用到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上，并运用到根据法律规范所推论出的生活事实上 ，太容易诱致概念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一种错误，与现代实用法学相悖。这正好体现在对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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