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生态系统的自然净化恢复能力，加上环境税对环境资源的治理保护作用，将与生态系统的自然净化恢复能力的水平保持平衡。这样使环境资源的状态基本保持现状，让后人享有同样的环境利益，从而实现代际公平。当代人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公平涉及到环境使用者与非环境使用者的关系与环境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环境税的设计要使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支付所应支付的费用，使所有环境资源使用者公平合理地支付费用。科学合理地设计税收制度是实现当代人公平的关键问题。环境税的设计应该使所有排污者都要依据实际成本或预期的排放量多少或排放浓度的大小来缴纳税款，没有排污行为的企业或个人则不必纳税。但是，目前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收费标准是污染物的排放，而不同行业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治理费用都存在很大差别，如果按照是否达标排放来确定税率，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因此，在公平原则下设计环境税收模式，应该彻底改变达标排放的要求，按照对环境容量的实际利用程度，确定税率。这并非取消环境质量标准，也不是放弃污染物排放的浓度控制，而统一的环境质量标准恰恰是制定税率的重要依据，可以通过税收杠杆维护理想的环境质量。

三、效率原则
在经济学上，效率即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而套用到法学中，就是指以最少的立法及执法支出获得同样多的执法效果，或以同样的立法、执法支出获得最大的执法效果。环境税作为关注效率的经济法系列的组成部分，自然要以效率作为其追求目标。环境税的效率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征税的成本最低，二是通过税收杠杆改善环境质量的效果最佳，环境税的设立应考虑以上两个目标的实现。实际上，环境税的设立本身就在于对更高效率的追求。环境税可通过改变比价以保证污染者承担其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同现行环境管制手段相比，环境税的弹性更大，污染者为了降低税费，除了调整产量外，至少有三个途径来降低污染：他们可以安装污染削减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改变工艺过程以减少对有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税收是一种自我规范的手段，一旦实施，市场力量就会自动解决其他问题。由此，可以降低管理、监督和强制执行成本。环境税可为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提供持续的激励。出于污染者不得不对排污支付税款，环境税会为降低污染和技术创新提供长久的激励作用，甚至把污染降到目标水平以下以减少税款，这是环境得以保护的长效机制。尽管有相反的观点认为税收负担使得厂商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资源减少，可能使技术创新以及低污染的生产方法的创建速度降低，从而不利于环境的保护。但是，在竞争性的市场上，特别是对一个快速增长的产业而言，市场力量应该能够推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降低排污和税收支付。我们之所以要运用税收的手段对环境保护加以调节，就是因为光靠市场手段无法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造成或多或少的效率损失。因此，环境税的设计尤其要注重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原则，环境税的设计应能普遍降低污染排放，并且税收的执行成本要小于它所减少的污染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利益。
坚持环境税收的效率原则就要突破过去的那些高费用、低效果的治理方式，改变以前的末端治理模式，尽可能地将征收环节设置在造成污染的原材料、能源的生产或流转中，相对于末端排污者而言，原材料、能源企业的数量还是比较少的，这样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成本也会相应下降，政府可以集中有限的监管力量使税收足额及时入库。另外，通过税收杠杆引导企业对原材料、能源的生产工艺进行改进，可以大大减轻在使用环节造成的污染。这不仅节约了政府管理成本，更有助于实现控制污染的目标。

四、适度从紧原则
环境税能否产生较好的效果，不仅取决于环境税的制度设计，而且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条件相适用，以及采取适当的环境税的实施方式。在此基础上，环境税应体现一定的从紧、强制性的效果，这是由环境保护的公共产品属性和经济外部性以及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所决定的。
首先，环境税的设计要与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条件相适用，其关键在于环境税税率的确定。较高的税率会使环境税产生较强的刺激作用，有利于清洁生产、环保性消费等新行为模式的形成，使环境税产生较好的环境效果。但较高的环境税税率会导致环境税税额远高于污染治理成本，使经济实体为过于清洁的环境支付了不必要的成本，这样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造成经济的萎缩，最终使环境的保护也因资金的匮乏而成为无源之水。因此，环境税的设计要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相适应，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致使环境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也应注意环境税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是生态保护，保证环境保护的有效性是环境税的本位要求，如果环境税要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的目标，环境税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环境税的设计在考虑经济发展时，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功能，即使暂时会有阻碍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应采取适度激进的环境税设计。
其次，环境税的设计要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政府从宏观层面制定一个时间表并予以公布，确定环境税的实施阶段，设定每个阶段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每个目标的具体实施步骤。这种长期的可预见的实施计划，体现了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强未来经济行为的可预见性，这样可使环境税具有较好的可接受性，有利于生成一种新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模式，并保证企业行为、个人行为连续调整的积极性。
最后，从更深层次来讲，环境税应促进公民、企业的“环境友好”型的行为理念、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形成，使环境保护变成内在的、自觉的行为。环境问题作为人类活动的后果，是人类过度干预自然造成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观念，缺少生态保护的理念，养成了人类对于物质享受过度追求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导致环境损害、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环境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应更多依赖于人类行为理念和模式的转变，而不是外部的强制。可以说，我们对于人类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有利于生态的行为理念与模式已有正确的认识，但人类远没有把这样的行为理念和模式变成一种自觉。从行为学的角度讲，要使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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