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的做法，将架空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组织和人才基础，严重影响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实力。基础性、公共性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性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机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载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将从根本上动摇国家意识形态的实体基础。将影响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也将严重影响国家的软实力。

三、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核心的公共性、基础性科教文卫事业仍由公共财政负担，并没有推行“去公共化”的改革

虽然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高，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行了一些“新公共管理”的改革，但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仍然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负担。
在日本，科教文卫机构工作人员在身份上属于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家公务员工资和社会待遇，日本中小学教员的平均月工资约为40万日元，与一般公务员大致相当；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待遇则比中小学教员更高，其中教授为60万-120万日元／月，副教授为40万～70万日元／月。在美国和英法等oecd国家，科教文卫公共物品也主要由政府负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摘要2007》的数据，北美和西欧的学龄人口只占全球的不到10％，其公共教育开支占全球的58％。美国的公共医疗和社会保健开支也主要由政府负担，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中心——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也是完全由政府经营的，从事基础性的医学研究，2006财政年度的预算经费达286亿美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均享受国家公务员的待遇。在香港和新加坡，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也基本由政府负担。其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开支占其总开支的一半左右。香港的中小学教师，都享有较高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待遇，大学教授的工资待遇在全球具有竞争力，吸引到了高水平的人才。新加坡的情况也跟香港类似。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改革肇始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其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部门都没有市场化、没有推行所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这些部门的开支，都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很大比例，并且在市场化改革中没有降低；这些部门的职员待遇也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而降低。因为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职责正是兴办那些市场和市场化所不能兴办的事业，提供通过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

四、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作为科教文卫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责任

近年来进行的一些关于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改革，简单地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政府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边界是什么?如果没有深入分析这些改革主张的理论背景、现实基础、适用条件和范围等，将市场化改革泛化到自由主义经济世界都没有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供应领域，无疑是误入了歧途。
我们看到，即使那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政府也没有为了削减开支而将公共性、基础性科教文卫部门市场化。我们的国家性质，以及我们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承诺，使得我们更没有理由将这些核心的公共部门“去公共化”，否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无从谈起。
讨论新公共管理和新自由主义政府改革思潮的问题，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强调要谨慎地对待改革。不能把一些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改革思潮和主张奉若神明，不加分析地加以运用，为改革而改革，忘却了改革的真正目的。医疗、住房、高等教育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改革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再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领域推行市场化导向或者说“去公共化”性质的改革。如此，将是政府的失职，也将从根本上动摇作为国家实力重要载体的科教文卫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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