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核心是中美信息与通讯产品贸易顺差，但并非所有的高技术产品都呈现企业加工类产品出口为特征的对美出口不断增多，中美信息与通讯贸易中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外资引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的特征。
其次，美国开始将国内政策支持的重点转向新兴高技术产业。如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电子产品、柔性制造品、高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通过将资本、人力资源、税收优惠向这些新兴产业的倾斜，鼓励其产品研发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始终保持其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技术优势，2008年美国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电子产品、柔性制造品、高新材料、航空航天技术、核技术等产品上能够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与此有一定关联。因此，综合这两方面因素，可以认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的信息与通讯产品加工生产工序的产业转移，是导致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原因。
2、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更多地是从“重商主义”的角度解释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美国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实施的出口鼓励和限制美国对华出口政策，导致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其二，部分中国学者和国外机构认为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是造成中美高技术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沈国兵(2006)认为1989年后美国对华实施的贸易制裁和技术禁运，加强了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致使中国从美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被扭曲，使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出现逆差。中美经济安全委员会(uscc)认为，中美贸易引发了战略技术利害关系，中国是美国先进技术产品的最大供给商，究其原因可归咎于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LocAlhoSt杜莉(2006)则明确提出，由于美国始终对中国怀有，“戒心”，因此一直限制涉及到安全问题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在诸如核电站、卫星、超大型企业在内的外资在华企业。因此，当前要调整中美信息与通讯产品贸易顺差，就需要对外资在华直接投资方向做出调整。
目前，fdi在中国信息与通讯领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品加工生产企业，加工贸易仍然是中国对美信息与通讯贸易的主要方式。这种贸易方式不仅使中国获利较低，而且全部最终产品的出口均被计人中国对美出口。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对高技术产业中的外资流入结构进行政策性引导，逐步减少对信息与通讯产业加工类外资流入的“超国民待遇”，将优惠政策集中于其他新兴高技术产业，尤其是具有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的引资上，降低外商对华信息与通讯加工制造业投资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引致扩大效应”，增加其他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引资额，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贸易竞争力。
2、改善中美政治关系，游说美国政府及国内利益集团。中美政治关系是否改善是决定中美经贸关系好坏的重要基石。当前调整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可行途径之一是逐步减轻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应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想方设法改善中美政治关系，通过游说美国国内的部分利益集团，由其作为中国的“代言人”，游说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正常的”贸易伙伴，取消对华实施或即将实施的技术出口管制。
3、继续扩大内需，弥补美国进口需求的下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如何应对美国对中国进口需求的下降是中国外贸政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不仅要想方设法维持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持续扩大，而且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政策，变国内过剩储蓄为国内消费，变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为国内销售。从而有效弥补美国国内进口需求下降给中国出口带来的“缺口”，使包括外资在华企业在内的中国国内企业的销售实现可持续增长。
4、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贸易顺差对外转移。当前，日本、韩国、东盟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对中国信息与通讯加工产业的转移，使这些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变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是造成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逐步减轻这些国家或地区对华fdi产生的贸易转移与贸易扩大效应，主要应从两方面人手：
第一，加快与日本、韩国及东盟间的“10+3”自由贸易区建设。虽然近年来中国先后与中国香港、东盟10国等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但在东亚地区的“10+3”(中、日、韩3国与东盟10国)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却进展缓慢，因此中国应努力加快与日韩两国及东盟间的“10+3”自由贸易区建设，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效应，使外部贸易内部化，最终减少对美国的出口。
第二，加快以对亚洲周边国家(或地区)为主要目标国(或地区)的“走出去”进程，扩大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投资，通过建立加工装配类的高技术企业，扩大这些地区对美出口，缩小中国对美加工类高技术产品出口，从而使中美贸易顺差外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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