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外使用费征收制度是改革以后我国城乡普遍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在中央统收统支体制未作根本改变情况下，适应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创新。实际上使用费是许多国家都存在的一种受益人为交换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或商品而缴纳的费用，它有别于与具体支出项目无联系的强迫征收的税收，是比较适合地方政府运用的收入形式。实行向大多数使用者或受益者按边际成本价格收费，有利于降低对公*品低价和补贴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有利于收回成本，也更便于群众监督(世界银行1988）。使计划经济体制下被人为压低了的公*品价格得以逐步提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然，收取规费虽然为地方政府增加公共投资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但也是区域经济同构、部门利益膨胀、腐败问题滋生的温床。关键是政府部门及其企事业单位转嫁其低效率，并依靠其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牟取私利。机构改革和引入竞争是治本之策。

  我国目前使用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仍然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为了规范集体提留而进行“费改税”，虽然有利于抑制费的膨胀，但也割断了费的来源和使用上的对应关系，加重农民负担的作法未尝不会以更为强制性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减少了博弈的渠道。在过渡时期，改革随时会调整分配关系，“费改税”后肯定会降低其灵活性，使经济关系不能够及时调整。再说费的提取和分摊在地区间差别很大，很难制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政策。而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分层，一些公*品会逐步转化为俱乐部产品，例如新兴的农业科技协会对相关农业技术的需求;甚至成为私人产品，如大型农业机械设备等。我们也可以将一些外部性较大的公*品转化为排他性产权，如一些地方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承包。总之，至少在两个转变还未完成的时期内，保留使用费形式是有利的。

４、抑制不合理负担的根本途径是建立农村公共选择制度

  扩大基层民主，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村务公开制度，使农村公*品供给决策程序实现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达到由社区内部对公*品的需求来决定公*品供给的目标(叶兴庆，1997），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途径。提高同意一致性的另一条作法是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推广农村集体提留三项制度，即预决算制度、监督卡制度和定向审计制度。并对贫困户免除税费负担，严禁不顾收入差异而平均摊派的错误作法。

   二、

  据农业部统计，我国农村总体分配格局为：1996年在全国农村可分配净收入中，国家税收1536.7亿元，占7.3％;乡村提留统筹679.7亿元，占3.2％;农民经营所得15971.6亿元，占76.6％，加上从集体再分配收入农民所得总额为16237亿元。1995年乡镇统筹费68.1％由农民家庭经营负担，村提留63.9％由村组集体经营、33.9％由家庭经营负担，乡办和联户企业负担的提留统筹分别占8.2％和1.22％。我们根据农调总队和农业部有关资料推算，1996年全国农民家庭负担税收350.57亿元，上交集体承包任务259.09亿元，集体提留摊派377.69亿元，义务工和积累工折价最少455.15亿元（工价每个劳动日6.7元），农产品定购差价514.96亿元，可计算的农民负担总额为1957.46亿元，约占当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14.4％，其中税收仅占农民负担总额的17.9％；农民人均负担213元，占当年农民纯收入的11％。如果考虑剪刀差贡奉额可能已经超过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