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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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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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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61］，只要我们还能够区分”自愿”与”强迫”这两个很不同的状态，我们就可以设想”市场”作为社会博弈的过程。而市场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的制度。对市场这一制度的政府限制，当然不仅见于中国而且见于西方社会。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政府限制或私人垄断得以最终扼杀了”市场”发展的那个”度”在哪里。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在收集数据和研究这个”度”。这些专业知识被积累在一门叫做”产业组织理论”的课题里面。正是这些专家们，在法庭上帮助判断哪些交易行为构成实际上的”垄断”，从而必须加以抑制。你可以说，而且也是正确地说，这是西方理性的一部分。用韦伯的语言，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的一部分，它帮助加强了”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从而帮助将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如果我们听任垄断市场的力量集聚起来，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市场秩序的扩展，于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就被破坏了。在市场条件下，垄断的定义就是控制产量（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产量）。当我们说西方跨国公司有可能垄断中国市场时，我们不是指他们当中的一家大公司，而是指若干家大公司以垄断竞争的方式占领中国市场。垄断竞争是可能继续扩展市场制度的，而完全的垄断则不可能扩展。 当一个人或一群人或一个政府垄断了市场时，人类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的运用就被置于某个单独”意志”之下了。这除了造成个人的”市场权力”以外，还导致另一件事，就是知识进步的速度会降低以致完全中止。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如果这独立的意志受到压迫，就会导致每一个处在特定局部的知识获取者没有动机去获取新的知识。而知识的局部性以及各个知识部分之间的互补性最终使得知识整体的积累过程停顿下来。这情形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真理”蜕变为从垄断者的特定立场所见到的真理。这便破坏了”真理是整体”这一认识论条件，导致哈耶克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谬误”。 理解了”市场”作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事实上任何社会博弈过程都可以转化为”市场”过程，只要它们满足上述的两个必要条件。至于我们叫这些过程”市场”或是别的什么，对我所讨论的知识运用的”效率原则”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事实上，我非常尊重汪晖提出的命题：核心问题是建立真理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也正是贯穿了我这篇文章的全部叙述的命题。让我简要地对这一小节的标题所问的问题做一回答：谁之自由？－－我所坚持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只能是”个人自由”；何种真理？－－我所信仰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只能是”对特定立场”的个人而言的真理。最后，逻各斯展开自身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真理作为整体，只能在对话过程中体现出来。 但是仅仅如此并不构成我所要论证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几个基本根据，我还必须把这一真理与自由的关系放置在关于知识生产和知识利用的社会架构里，才成为汪晖所说的”内在关系”。尽管我在这里提出的，仅仅是理论上的框架，但在我看来，这一框架已经足够抽象以致可以运用到中国当下社会境况里来。
五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历史使命”来思考，这是汪晖在不少文章里提到过的。这一命题的根据在哪里呢？简单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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