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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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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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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我觉得汪晖相信：后冷战时代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或者，是核心特征。基于这一判断，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认为就是－－与马克思当年的分析相似－－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而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轴心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必定表现为伴随着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而来的跨国公司大资本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本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国当代*腐败的动力之一，即是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活动相关的”［62］。 在这一小节里，我希望对汪晖（通过上面引述过的那一系列论文）提出的三个关涉中国社会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当前困境的反思性问题作出我个人的回应。我的回应是以问题的方式提出的：（1）是”发展”还是”发展主义”？（2）是”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还是”民族主义”？（3）是新的个性的发现还是”为了忘却的奴役”？这三组问题的第一个是经济领域的问题，第二个是*领域的问题，而第三个则是心灵与道德领域的问题。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在经济上可以认为只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发展”问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落后就要挨打”，这在人类世界似乎永远要作为”普遍法则”而运行。因此中国人（通过某种方式的社会博弈）才体现出了”发展经济”的普遍欲求。这种普遍的欲求当然很容易（经由*运作）转变为”发展主义”。任何东西被当成”主义”来追求，就意味着被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意识形态”来鼓吹。 尽管我不能同意”发展主义”，但发展与发展主义之间却有某种内在联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扩张市场的广度，这样分工与专业化就得到发展，而专业化导致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这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基本原理：国民财富的源泉在于分工与专业化，而分工与专业化的程度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为了扩展市场，人与人之间必须建立某种”信任”关系，这些关系必须能够支撑不断扩张的市场交易。当任意两个（或多个）主体试图建立双方的交换关系时，他们首先加以仔细估计的，是这一交换关系靠了什么力量才可以得到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只有三类力量可以借助来实现这一交换关系：（1）参与交易的双方（或多方）的道德自律，也叫做契约的”第一方监督”执行；（2）参与交易的双方（或多方）具有均等的威胁力，即当任何一方不合作时，由此引起的对方的不合作可以造成对等的损失，这也叫做契约的”第二方监督”执行（即互为监督执行）；（3）参与交易的各方需求独立于交易关系的外部力量，也叫做契约的”第三方监督”执行（例如法院或黑帮的监督）。不难看出，所有这三种监督方式的扩展（或许”第二方监督”仅仅局限于经济活动本身），在实质上都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它们? 睦┱够嵋⒗缂壑倒勰詈驼畏商逑档谋涠Ｒ恢币岳矗野延胧谐」叵档睦┱瓜喽杂Φ纳缁峁叵档淖芎徒凶觥笔谐∩缁帷薄５笔谐∩缁崴孀攀谐」叵档睦┱哦┱攀保匀唬嗣堑纳罘绞胶鸵馐缎翁峁苟蓟岱⑸嘤Φ母谋洹Ｕ庖桓谋淇赡艿贾隆狈⒄怪饕濉薄?/P> 注意，我只是认为”发展”有可能但不是必定导致”发展主义”。因为知识分子的任务便是批判那些从”微小叙事”上升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包括”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批判使每个人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自愿放弃那”不值得过的生活”（我强调”自愿原则”）。 &nb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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