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一种国土规模造成的发展模式的差异往往会被经济制度的差异所掩盖，后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强烈。例如，当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后，重新发展市场经济变得如此艰难，以致不得不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国内市场，引进西方的、日本的、和港台的竞争因素，来迫使我们自己的企业加强竞争力。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明白，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相当大程度上是靠了”开放”来推动”改革”；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而不得不进行改革［63］。参与了中国改革的许多学者都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而不是自愿实行的。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里表述过类似的看法，即中央财政的危机往往成为大帝国崩溃或国家改革的原因。从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角度看，当社会秩序的扩展违反了第一个必要条件时，政府税收来源将逐渐枯竭，使得扩张难以为继。由于传统体制造成的（经济的和*的）障碍，”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格外巨大。以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90年代为例，整个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往往高达30％以上，大大超过了钱纳里－仙昆的”大国模型”平均对外依存度（11％）。

    一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高，不论在日本、韩国、还是在中国，都会引发社会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对外经济交往与国民的”认同危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认同危机”几乎总是与对外经济交往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同时发生。列宁早就说过，”民族是阶级的一翼。”因此，”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它是对国际交往原则的挑战，更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挑战；后一种挑战质询政府：你对改善收入分配不公做了些什么？如何做的？而当普遍的腐败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时，”民族主义”对政府合法性的挑战就更加具有社会动荡的意味。

    至少在经济领域和*领域，我不喜欢”民族主义”，它显得狭隘，小气，懦弱。与之相反地，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人提出过”世界公民”的看法。我喜欢康德的提法，”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64］。或许你可以批评说那是西方启蒙理性的产物，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所产生的”普遍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观念一旦发生，就不再是它的创造者的专利。观念有自己的生命过程，它可以融入不同的文化，并不在这一传递过程中承载不同文化赋予它的新的意义。既然”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都来自西方，比较而言，即便经过汪晖式的反思，我仍然宁愿选择”普遍主义”立场，而不选择更加令人异化的”民族主义”立场。尽管我绝不打算强迫其他人做与我类似的选择。我选择”普遍主义”立场，我批判”民族主义”对人的异化，我批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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