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第三个方面，也即上面提到的文化领域内，可能导致文化危机。因为市场社会是与市场关系而不是其他关系同时发展起来的，经由竞争传导的谋利动机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动力学原理。当人性过分向着竞争谋利的方面倾斜时，人性中的”神性”就会消解，人性的高尚的方面就得不到发展，从而”美感的”和”超越的”人生就无从谈起。资本主义（我叫做”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西方形态”）已经遇到了这样的”文化矛盾”，东亚的市场社会（我叫做”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东亚形态”）也正在经历这样的”文化矛盾”，我担心中国也已经遇到了这一”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市场机制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恢复某种即将死去的文化，那就是当这种文化重新被消费者需求的时候。在这一意义上，任何文化的”复兴”都将是相当可悲的事情，因为文化原本不是被”消费”的东西。文化是创造过程，正像”教育”原本不是被消费的一样（尽管教育具有可消费的品性）。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很怀疑那些靠了人为的保护才免于消亡的文化是否还具有创造性。

    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我降生到这个社会里来，无法选择我的出生，所以只能通过选择我生命的意向来实现我自己（假定我的”自由意志”不是独属于西方的，至少由这个语词所表示的我的生命意向对我而言是真实的）。那么我首先感受到的，将是这个社会既有的道德规范与文化方式对我”天性”的约束（我相信我对这句话对我的含义是做了反思的）。对于这种约束或压力，我有两种方式来求得缓解：（1）通过习惯这些道德规范与文化方式，使它们”内化”为我的习惯，包括我的”意向性的习惯”；（2）通过反抗这些道德规范与文化方式，提出我自己的符号或者重新阐释旧有符号系统的意义，包括”移风易俗”的努力。这两种方式的前一种构成”教化”的内容；而后一种则成为”文化创造”的过程。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personality）”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获得的。那些天才人物更多地经由后一种方式建立他们的个性；那些更加循规蹈矩的个性则主要来自前一种方式。

    自由主义立场区别于任何其他”主义”之处，其实不在各种”主义”之间在理论细节上的千差万别以及各种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我认为把”自由主义”与所有其它”主义”区别开来的，只是一点：承认所有的人当中的每一个人选择的自由。而当代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对既有秩序的维护）之处，我认为只在于：不仅承认每一个人选择的自由，而且进一步认为对所有的人当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可供选择的方案越多就总是意味着越大程度的自由。

    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生命力是死去，还是激活？这是一个问题。但从经验看，东亚各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在经历了”发展”带来的破坏之后，正在开始”后发展时代”的复兴。还是那句老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当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应当屈从历史，放弃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我们应当始终提醒自己，对现实的批判代替不了每一个人在现实中的选择。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我的文化创造是以我对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方式中与我的”意向性”发生冲突的那些部分的反抗为开端的。而我所创造的文化，融入整个社会文化当中，成为新文化或文化的生命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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