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之异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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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接轨。如最早出现的民间自治的小商品市场，民办金融机构，个人承包飞机航线，集资入股修建铁路，城市建设市场化等等。这就是周其仁所谓“制度企业家”。而苏南更多的是“管理企业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显然前者更接近企业家的本质。
第三，苏南与浙温有不同的工商业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中，苏商是实力强大的近代新式商帮。以张善、荣德生等为代表，苏商是清末以来实业救国的一支劲旅。《马关条约》（1895年）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之后，临近上海的苏南土绅见识到了大机器和现代工厂，便纷纷回苏、锡、常、通兴办纺织、冶金等加工制造业。苏商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由于文人绅士加入其中，苏商整体素质较高。可以说，苏南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和产业工人的诞生地。这个基础是国内任何其它地区所不可比拟的。温台地区没有什么近代意义的实业基础，甚至新中国之后也没有什么家样的国有企业和大项目。其商业传统仅限于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货郎、跑江湖剃头修鞋的手艺人，其工业产品起点大多是一些塑料时代的跳蚤产品。甚至温台地区在1980年代一段时间里，从事制假售假的人和从事不明不白“魔鬼生意”的人比比皆是。
苏南近代民族资本家既受外国资本倾轧，又受官僚资本欺压。历史上的苏南基本都有一种自知之明，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远官僚，亲商人”，因此才避免了因*风云变幻而大起大落。但是，这一情况在苏南乡镇企业出现之后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在苏南，由于文革和公社时代单一的政府强势整合，社会结构大大简单化，人们的经济行为意识形态化，乡镇企业内部干群之间二元分化。苏南乡镇企业家（干部、准官员）曾十分善于树典型，跟形势、喊口号，好大喜功。这甚至已经成了苏南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不过，在经过改制之后，政企关系有了新的调整和定位，此种情况或许将会有所扭转。
温台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他们从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认为他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他们永远是自己的主人。而苏南的普通百姓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柔顺到近乎奴性的意识。许多人认为，“工作”是领导施舍的“饭碗”，自己能当企业家是由于某官员的青睐和提拔。不论机关还是企业，“领工资”（法定劳动收入）从来只叫“发工资”（可随意赏罚的赐予），而事实上正是这样。～些人走上企业领导岗位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已不再是“群众”，而成了“干部”、“公家人”。
第四，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起点不一样。苏南农村工业比温台早出现近10年，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征，与旧体制有紧密的关联度。当苏南企业家们费劲地把旧体制撕开一个大口子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不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温台企业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多数游离在旧体制之外，“民营性”强，旧体制的包袱轻，也更符合古典市场经济发育的内在规律。市场化程度越高，温台企业家们越是如鱼得水。
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待遇曾十分悬殊。乐清柳市镇电器“八大王”在不正常的*气候下都有一段“在逃犯”经历，而苏南企业家基本上都能得到体制内的保护，并且只要产值达到几千万或上亿元，就可农转非，可到不同级别的党政部门兼职、挂名。苏南企业家*资源多，风险小。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小车开到北京部长们的家里，“跑部钱进”，驾轻就熟。在整个80年代，苏南各县的领导反复号召农村基层干部“备些好烟好酒，亲自上门，把重要关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县官们此计一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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