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之异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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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指标、“三材”调拨单等市场禁锢和计划配额纷纷被拿下。“贿金”、“关系”在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功莫大焉。但也因为找惯了“市长”，找“市场”的本领和意识就比温台企业家要弱一点。温台企业家有着极强的配置和组合资源的本领，几乎带有狂想色彩。1991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立包机公司，之后又迅速打入乳品行业；1992年陈金义一口气在上海收购六家国营商店，之后又进军三峡，盘活几家涪陵的国有企业；徐文荣在小山村建世界磁都，建影视城，建大学，硬是闻出了“横店”的金字招牌。这些人找没找过政府官员？肯定也找过，也不排除“贿金”和“关系”，但他们主要靠自身的企业家才能来实现上述业绩的。
在融资方式上，温台企业家善用民间资金市场，也产生了一批民间金融家，苏南则由社区政府出面搞贷款或搞拆借、集资。另外，由于产生时间上的先后，苏南企业规模较大，基础好，相应的其企业家年纪目前也普遍偏大。改制，尤其经营者持大股，是第一代与第二代大换班的契机。顺便指出，有人认为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家族化现象要比温台弱，其实这是一个错觉，苏南搞得好的农村企业都是带有家族式冷伙式的企业。
温台企业内部对人才的待遇、激励早已超出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他们对人才价值的认识要深刻的多，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有明显的以人为本的取向。温台的飞跃、星星、天正、康奈、正泰、德力西等大公司开始借鉴西方所谓“工人资本主义”的一些经验，重视员工劳动价值，尊重职工发展权，实行“四高一代”，即高工资福利，高员工素质，高工作质量，高企业效益，优秀职工优先入股。在苏南，由于渗透至深的城乡分野和干群鸿沟，企业转制后又突然出现了劳资矛盾，普通职工对自己在企业的位置设有信心，对企业走向漠不关心。苏南企业家惯于使用强大的行政背景来支配职工，因此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苏南企业家们的企业文化、人才观念等意识要比温台滞后一些。
第五，两地在企业家生成的体制环境和体制传统上也存在许多差异。曾经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其内核其实是已被现代市场经济所抛弃了的“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苏南模式的本质特征正如万解秋所概括的四个字：政府推动。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
在苏南，80年代承包制的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短暂分离，催生了一批能力突出的“准企业家”（因带有指定性质，承包人产生过程不明确，所以只能称作准企业家）。但当地规定企业领导人公开收入最多是普通职工的三倍等政策，企业家行为大受掣肘。集体产权和平均分配分散了企业家的风险，但却削弱了企业家的创新冲动。在苏南，企业家干部化，他们得到了体制内的保护，真正到了基层党政领导岗位之后，也因为懂经济工作，能牢牢抓住经济工作中心。但问题却在于，他们渐渐变成了政府（任命）的企业家，而不是企业的企业家，惯于依赖行政力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上调”后，领导就变成了代替，不是找猫抓老鼠，而是“领导”亲自抓老鼠。政府公司化，乡村干部农场主化，与民争利，其结果导致富富民穷。有些人即使到了纯粹党政工作岗位上也不愿意放弃企业剩余索取权，从而使企业内部管理的自主权受到侵害，也给公务员队伍建设带来极大难度。一个最通常的说辞是“我所管的镇里，私营企业和转制企业领导都发财了，我作为镇领导总不能连他们也不如吧？”这种逻辑固然与吴文化中“当它就是发财”的民间意识形态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上述政企之间打通式的级别结构有关。苏南至今仍然存在着一种十分危险的“宫商一体”现象。在苏南，即使一些较纯粹的企业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人格分裂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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