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之异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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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尽力去应付频繁而随意的政府行为，一方面又对那些与企业效益最大化无关的形式主义恨得牙痒痒。苏南一些企业家深受“政绩经济”和“政府行为”之害。有些企业家则干脆进行“适应性体制复制”，变成了毫无想象力的平庸政客，斤斤计较于攀比待遇、捞取好处，对企业吃拿卡要。
在温台，大多数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者，这种企业制度之下，企业家风险过大，抑制了企业家的快速长大，但企业家生成的门槛低，后备人才多，且由于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风险与激励紧密相连，经营中的灵活度更高。
温台企业社区性没有苏南强，许多企业长大后搬迁异地，生产厂遍布全国，导致本地经济空心化、食利化。而这一情况在苏南是不存在的。苏南的情况恰是本土情结太重，惧外，排外，企业利益服从社区利益。企业家们普遍都有社区建设的任务和压力。
秦晖先生曾对中国农村工业的发源地概括出两个特征：“市场半径所及，政府控制弱区”，这一概括也适应于农村企业家的产生条件。显然苏南的优势在前一句话，而后一句话正是温台优势所在。据说，90年代以前，浙江省的领导很少到温台去，其中一位省长在位五年，一次也没去过温州。80年代浙江乡村工业开始引起人们注目，务实变通的温台人发明了只有自己才心知肚明的“股份合作制”概念，瞒天过海也罢，偷天换日也罢，反正“制度租”已使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温台企业家曾经害怕*，反感*。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尤其“十五大”之后已有明显改变，一些温台企业家表现出高涨的*热情。这种热情有的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为争夺更多资源，有的则是因为民间经济发展之后导致了新的基层民主*模式。企业家们不仅有行业自律之要求，亦有较强的民主自治能力和需求，他们不仅有较强的纳税意识，也有强烈的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需求。他们渴求公正的权力，渴求透明的*运行。
第六，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体制环境，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有坐商与行商之别。温州模式在温州以外。300多万温台人遍布海内外的角角落落，欧陆各国城市几乎都能见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台人。在温台人看来，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买方市场”的说辞，那只是经济学家们在给官方企业家上小儿科式的市场启蒙课。本地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地去，国内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国去。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十分庞杂，可以说“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没有固定行业，没有固定地方，因此民间素有“浙商不倒”和“中国犹太人”的说法。
温台人靠原始的“差序格局”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现代营销网络。早期是供销员，如今是大老板。“跑供销”是温台企业家们的第一堂课。苍南县的曙光印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诗力，1982开始为家乡的众多家庭工厂跑业务。19岁第一次出门时实在是迫于无奈，父亲重病卧床，而他28天跑遍广东省花去263元还没有拿到定单。最后他费尽心机闯进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老总答应他以低于原供方（一家国有企业）20％的价格、13天拿出样品的条件“试试看”。之后的10天时间里，朱诗力眼未～眨，找人刻模子。制版、出样，提前三天把样品送到对方的办公室。目瞪口呆的广东老总马上签定了50万元供货合同，并预付10万元定金。这一次朱诗力就赚了25万。实际上这种发财模式是温台地区最常见的版本，也是温台企业家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经历。在温台，这类以市场营销为纽带而组合起的虚拟企业至今还大量存在。
温台企业家组合生产力要素的本领简直达到了企业与市场没有边界的程度。温台人尤其乐清人他们最早在国内实行营销代理制，其代理制的运用出神入化。温台地区的产品就是靠早年出门在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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