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体系缺位，主观上表现为人们对其价值认识的偏差引致经济法应有价值实现的困难，客观上则是经济法前几个缺位问题的综合反映。（注93） 二、我国经济法的现实缺陷及主要弥补方法 通过以上对中国经济法缺位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总结出我国经济法的现实缺陷表现在哪几个方面了，即： （1）对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认识不够明确和全面，影响了经济法律的制度构造。 （2）经济法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承载主体培养不力，引发了频繁的政府“缺位”和“越位”的功能缺陷问题。 （3）经济法的理论同实践相脱节，投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难以支持经济法发展实践的需求。 （4）经济法律从立法到守法过程比较混乱，特别是程序性规则有待进一步加强，影响经济法现实功能的发挥。 （5）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核心的认识不够清晰，从而影响经济法所蕴含的价值的实现。 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粗略地谈谈对这些现实缺陷的弥补方法：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综合统一的体系，制度体系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经济法的制度构造在其中尤为重要，因为它就是保证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得以顺利实现的“环境法”，同时又与现代行政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相衔接，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完整的引导和保护链条。（注94） 所以，首先我们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经济法，而不能以某一时期某一国的经济法作为我们经济法制建设的“蓝图”，做到正确理解经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关系，研究方法上实证精神与规范分析并重。（注95） 其次，应当加快促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团体组织的发展，从政策上加以倾斜和扶持，争取让一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组织通过国家法律授权获得正式的地位，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原来政府的某些权能，或者代为行使一些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管理职能。（注96）同时要设置这些组织处理相应问题的准司法程序，赋予它们代替公众提起社会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 再次，应当加大金融法、税法、竞争法、企业法等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加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抽象出共同的原理，反过来检验和探讨经济法总论的基本问题。“经济法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融合，应当成为我们的一种积极的选择，也是一种挑战。”（注97）我们尤其应当加快运用经济学、*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最新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并同法学固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相融合。 最后，国家机关要转变经济立法的思路，凸显原则规定与灵活规定并重的方针，提高重要经济法律的立法层级，改善经济执法的分歧和冲突，加强对经济执法和司法过程的全方位监督。特别要进一步调整司法改革和审判制度，或者在现行三大诉讼法的基础上对各诉讼程序进行相应的修改，满足日益迫切的社会公益诉讼和其他含有公共因素诉讼的需要，（注98）或者参照国外的经验对法院的审判分工进行专门设置，完成符合各新兴法律部门要求的审判方式专业化、配套化的改造。 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思维顺应新时代的潮流进行转变，在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更有创新性的法律实验和更有前瞻性的制度创设。 三、如何转变我们的思维来看待经济法的发展和定位 （一）前提性问题：经济法的产生和国家干预 关于经济法的产生时间及其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学者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经济法不是广义的“调整经济的法”，也不能单纯把经济法理解为狭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在此基础上讨论经济法的产生及其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才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有学者认为：“早在经济法学产生之前，经济法的存在已是客观事实。……当适应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经济法律规范达到相当数量的时候，也就形成了作为独立的法的部门的经济法。因此，不论在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注99）其实这段立论是不够充分的：任何法律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法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不能因为法首先具有物质制约性，应当反映经济发展的需要，就简单地排除经济法的意志性要素，在研究经济法的产生过程中将其置于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 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经济法和任何法律部门一样，其形成和存续离不开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它是经济及其法律调整社会化的客观条件和有关经济法的主观学说共同作用的产物。”（注100）在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诸法合体的法律调整模式下，我们并不能因为当时出现了土地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税收等类似于现在某些发挥经济法功能的法律规定，就断言产生了经济法。(注101）且不说将这些法律规定认可为“经济法律规范”是否严谨，单凭一定数量的“经济法律规范”，尚未组成有机的系统，没有在总体上形成异于别的法律规范的特质，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一定范围内的量变并不必然引起质变，又何来的“经济法”。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所谓前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调整方式只是一种零散的低层次的调整，不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并没有经过人尤其是职业法学家理性思维的综合和整理，从而将其系统化。 还有学者认为：“总之，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如果认为经济法起源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或者把它作为某一个国家的特有产物，就会割断历史，妨碍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注102）其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我们论证经济法产生于20世纪，并不当然排斥对其产生前的法律调整经济历史的研究，就好比我们为了深入研究人类的发展史，也需要全面把握人类产生前类人猿的生活状况，自然无从谈起割断历史，更没有割断历史的必要；其次，经济法现象是20世纪初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现象，我们论证经济法产生于德国，也自然并不意味着它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专利”，此提法不够准确。 我们可以拿民法的历史沿革来做一个比较，作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恩格斯语）的古罗马私法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民法的前身，在于“在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时期，简单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从而产生了调整私人财产关系的发达的私法。”、“至少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的法学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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