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院包揽收集、调查证据的做法，而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一举措得到了1991年4月颁布实施的新的民事诉讼法的肯定。其第64条分三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一规定再次表明，在我国举证的主体只能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当事人必须对自己提出的主张用证据加以证明，如果证明不了，将可能承担败诉的危险。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审查核实证据，只有出于特定的事由，人民法院才依职权进行一定的调查取证活动。这就表明我国的诉讼模式已由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转为了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此时，如果当事人要诉请离婚，就必须自己承担举证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责任，而不可能再依赖法院的职权调查。如果证明不了或证据不充分时，其诉讼请求就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然而，与变革后的诉讼机制相配套的却仍然是条款设置抽象原则的80年婚姻法，它给当事人造成的举证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感情破裂”的表述所导致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矛盾。由于感情属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根据举证责任中的待证事实分类说，感情属于内界事实，它存在于人的内心状态，不能借助人的五官从外部加以观察，因此“一般来说，内界事实比外界事实相较更难以举证或不能举证。因此，凡主张内界事实或状态的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⑥原告诉请离婚的理由是感情破裂，这属内界事实，根据这一学说他不应负举证责任;而被告如果不同意离婚，他也必然提出感情并未破裂的理由，这同样属于内界事实，此时举证责任该由谁承担?虽然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没有采用这一学说而避免了自相矛盾，但并不等于实践中不存在这一二律背反的情形。根据我国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的分担规则，原告起诉离婚必须提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被告不同意离婚也必须提出夫妻感情没有破裂的证据，在实践中常见的现象是原告主张事实存在的同一证据，也是被告反驳事实不存在的证据，而基于感情的主观性、隐秘性，法院常常陷于二难的境地。
其次，是法律条款的原则抽象，所导致的难以举证。因为“在任何实际的诉讼中，抽象的法律事实不会成为证明的对象，成为证明对象的只能是那些经当事人主张后具体化了的事实，即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事件或由一定当事人在一定时空实施的行为。”⑦离婚诉讼属于变更之诉，原告必须就引起现存的婚姻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情况举证，而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婚姻关系的理由只能是“感情确已破裂”，至于其具体的含义究竟指的是什么，法律上没有指明。按照学理上的解释，它指的是:从时间上讲，必须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而不是可能破裂、将要破裂或刚刚开始破裂;从程度上讲，应该是彻底破裂、全面破裂，而不是某些方面的破裂;从现实表现上讲，是真正破裂，而不是虚假的破裂或当事人主观上误认为破裂。概括之，也就是夫妻双方的感情冲突已经是由来已久，积怨太深且无法挽回。很显然，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学理解释上，这一规定都过于抽象，无法直接证明。因此，在诉讼中当事人只能通过罗列各种自己以为是导致感情破裂的具体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但现实的问题是，当事人必须举出多少证据才能达到法律规定的举证程度，不得而知;人民法院究竟需要了解多少事实才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裁判，也无从知晓。.虽然在实践中，人民法院运用《意见》的规定进行裁判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当事人完全可以依照意见所列举出的事项进行举证，以改变举证的困难，但作为一项司法解释，一般的当事人又从何了解呢?

再次，该司法解释本身所存在的不足以及与现有法律的矛盾、冲突使当事人举证时无所适从。即便是当事人了解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意见》，但由于该意见存在的不足以及与现有法律的冲突，也常常导致当事人举证时无所适从，这些不足主要有:一是婚前事实与婚后事实相混淆。从婚姻法律理论上讲，导致离婚的理由只能是婚后的或现实的，而不能是婚前的或将来的，如果允许以婚前的事实作为离婚理由，姑且不论其带来的结婚离婚的随意性以及是否符合离婚理论的科学性，仅从当事人承担的举证责任来看就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婚前事实影响婚姻关系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缔结了有瑕疵的婚姻，这应通过宣告无效或撤销的方式解决，而无需当事人按离婚程序举证;另一种是当事人明知彼此存在不适合结婚的情形或一方有过错，而仍与之结婚，如《意见》中的第2、3、6条。这在离婚立法上称为离婚理由的限制，经过一定的年限或一定的肴恕行为后，不能再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或丧失了诉权。虽然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的法定抗辩理由，但也不能因此而置婚姻理论于不顾把两种事实搅在一起。基于此，法律已限制的离婚理由，当事人何从举证?丧失了诉权的当事人，又有何证可举?二是无效婚姻理由与离婚理由相混淆。在《意见》中，有很多属于无效婚姻的情形，如第1、3、4、6条，虽然我国婚姻法没有无效婚姻的规定，但在其他法规中是有规定的，如由民政部发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25条中即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的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婚姻无效。而《意见》第1、3、6条的情形属于有违反婚姻法的行为，第4条属于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行为，但按《意见》处理是离婚，按条例处理是无效婚姻，这不仅导致同一违法行为按不同的规范处理后果完全不同的矛盾情形，而且从举证责任来讲，也是彼此冲突的。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只需指出存在可宣告无效的事由即可，无需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而按照离婚程序处理，则当事人必须承担举证责任。三是意见中同样存在用语抽象不确定的问题。正是婚姻法规定的原则抽象才导致了《意见》的产生，但在《意见》中，仍有一些属于这类原则抽象的用语，如“未建立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之类的虚拟用语，让当事人难以举证，也让法官断案时难以把握，因而用来补婚姻法之不足的《意见》，不仅没有有效避免法官断案的主观随意，而且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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