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债权形式主义已成定论，从体系上应尽量避免人为割裂大同小异的各类型股权的变动模式。虽然《物权法》对记名股权质押采工商登记主义并非最优选择，但也不至于要到放弃债权形式主义而转采意思主义的地步。对股权变动统一采债权形式主义，仅针对不同类型股权的特点分别设计权利变动的外观标志，在逻辑上会更加顺畅，体系上也更具美感。
第三，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意思主义对绝对权与相对权区分带来的麻烦，也不考虑整个股权体系权利变动的体系美，仅考虑操作实践层面，意思主义还是会有不小的问题。因为如果股权随债权意思而变动，那么交付、背书、登记都可能成为对抗要件，在一股多卖情形下，三种公示方式分别对不同人采用，对于何种公示方式的对抗效力更强的问题，法官在解释时必然颇费思量。相反，若采债权形式主义，以法律条文明确股权变动的公示要件，自然可以避免以上麻烦。
综上可见，对股权变动模式采债权形式主义明显优于意思主义。但以上分析都是从效用角度分析债权形式主义更优，并没有正面回应意思主义提出的两点论据。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释《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对登记对抗主义的明文规定；二是如何解释《公司法》不明文规定股权变动形式要件的做法。
对此，笔者认为，这里有必要区分股权变动的对抗效力与股权变动对公司的对抗效力。前者是指股权在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变动是否可以对抗第三人，主要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后者是指受让人可否依股权变动对抗公司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是一个组织法上的问题。由于股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利，既有类似于物权的处分权，又有类似于债权的请求权，还有作为公司出资人的身份权。公司股东名册登记主要是针对身份权，即公司是否承认受让人为公司股东，其影响的是后一种对抗效力。由于股权证书的非设权性，导致其不具文义性，公司发放股利或接受股东行权时，并不能依据股权证书本身来确认股东资格，还要考察其它因素。[5]由于股东资格的确认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公司每次召集股东开会或发放股利都去分别确认股东资格十分不便。对公司而言，最简单有效的方案便是依股东名册登记来确定股东范围。从经济学上分析，让公司通过调查确认股东资格比公司仅凭股东名册确认股东范围来促使股权受让人主动办理登记过户效率要低得多。于是便产生了股权变动“不登记，不能对抗公司”的立法。[6]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其实是对股权变动两种不同意义的对抗效力的误解，因为无论根据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还是我国公司法权威专家对公司股东名册登记对抗效力的理解[7]，都是不登记则不能对抗公司而不是不登记则不能对抗第三人。《公司法》第33条第3款的规定，其实是对国外立法的误读，应进行目的性限缩。

至于《公司法》未明文规定股权变动形式要件，笔者认为此处构成法律漏洞，应该结合股权变动的制度要求进行补充，而不应对《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做反对解释。与对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一样，股权变动模式之选择主要是一个立法政策问题，考虑的重点应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程度以及制度体系上的连贯性与逻辑的一致性等，上述两种主义并无是非之别，仅有优劣之分。如果我们认可股权变动债权形式主义优于意思主义的结论，则最优的方案应是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股权变动的形式要件，次优的方案是尽可能从解释论上分析股权变动的形式要件，例如将股权解释为动产参照《物权法》适用，而不是轻易将其解释为意思主义，从而带来更多的问题。
三、在债权形式主义下股权变动模式的具体设计
笔者更倾向于在《公司法》上明文规定股权变动的形式要件，因为股权作为无形财产权，毕竟不同于动产，其公示方法有许多特殊之处。例如股权转让过程中，除交付股权证书外，还可能会有背书、股东名册登记、工商登记等不同的公示方式，这里又有一个法律选择的问题。本文主张针对“无形财产权有形化”的发展不同阶段进行区别，对股权变动的外观标志进行类型化的规定。
现代民商法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无形财产权的有形化。近一个世纪以来，知识产权、股权等无形财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由于无形财产权并无实体形态，发生权利变动时，利害关系人常无从得知，这对交易安全显然不利，因此无形财产开始出现有形化的趋势。无形财产有形化的第一阶段是“证书化”阶段，因为对无形财产权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公示方法就是通过颁发或变更权利证书来实现。对已经证书化的无形财产，其权利的归属、内容、负担、期限等都能在权利证书上体现出来。而且发证机构对一份权利原则上也只发放一份权利证书，权利证书成了该权利唯一公示于外的凭证。当然，对于需要登记转让的无形财产权，相关机构的登记簿也是彰显权利的重要标志。这样，权利的变动便可以通过对权利证书的拟制交付或在相应的机构登记来实现，即权利出让或设质通过交付权属证书[8]或登记[9]即可产生公示效果。
为进一步便利交易，一些对流动性要求较强的无形财产权发展到了有形化的第二阶段，即“证券化”阶段。对进入证券化阶段的无形财产权，如上市公司的股票和根据《证券法》发行的债券，其交易或设质除交付权属证书外，还须进行相应的背书方可发生权利变动。[10]背书手续成为了证券化权利最标准甚至唯一的变动依据。
基于此，本文主张根据其“有形化”的不同阶段，对不同类型的股权分别配置不同的权利变动模式。具体而言，对于有限公司的股权，由于其转让是附条件的，即需要经过其它股东的同意，而且还可能发生优先购买权的问题，不宜规定以出资证明书的背书转让作为权利变动标志，比较适当的选择是采工商登记要件模式，而且这样还可以兼顾到与《物权法》第226条的协调。但对于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变动，则以采背书引发权利变动模式为宜，因为前文论及，对此采工商登记要件主义对于当事人而言，成本过高，不符合效益原则。而且，从《公司法》第140条的规定来看，如此解释也更符合该条的文义和交易习惯。至于无记名股权和上市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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