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上有所倾斜，不过他们对合作在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的强调被人类的发展史证明是客观的，有理由的，它们是公民宪法义务存在的最为根本的依据。
(四)公民宪法义务的规范意义——关于人性学说
公民履行宪法义务对公民有好处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不言自明的义务是否有必要通过宪法来予以规定呢?从利益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希望在需要履行宪法义务的时候，别人履行的越多越好，而自己履行的越少越好。比如纳税的义务，纳税越多，国家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可能就会越多，但多数人都希望别人纳更多的税，而自己履行的纳税义务越少越好；服兵役也是如此，很少有人愿意作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去反抗，于是大家更为希望别人去服兵役。由于存在“逃票乘车”的可能性，即任何个人都没有动力自愿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付出代价，所以有必要通过宪法义务强制人们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做出贡献。通过宪法和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总比仅仅“可以想见”要更为可靠，这也是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的学说包括：柏拉图的人性怀疑论，奥古斯丁的原罪说，阿奎那、马基雅维里的人性恶理论，普芬道夫关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论述，汉密尔顿关于人民激情的探讨，庞德的人的双重性，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有限理性说，等等。现代社会关于人性的探讨与近代以前伦理探讨显得更加温和并多了量化的色彩，但本质上与前人思想一脉相承，对人性恶的防范既是宪法文本中制约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制度的伦理基础，也是规范权利的宪法义务存在的意义所在。
(五)公民宪法义务的制度基础——关于制度的学说
义务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义务常被看成为道德的代名词，到了近现代，包括公民宪法义务在内的法律义务开始从精神范畴过渡到可以通过人的理性去发现的制度范畴。早期的西塞罗的高端义务说，杰弗逊的高级法义务思想都为公民宪法义务制度化奠定了超验背景。从阿奎那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量，到卢梭的某种程度的限制自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再到边沁的功利主义衡量方法，庞德的法律社会化理论以及经济分析法学派的经济分析理论，为更大程度的实现公民自由提供了制度上可以遵循的方法和手段。现代社会的人们正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沿袭上述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使公民宪法义务直接或间接的成为调和国家与公民的紧张关系，实现个人的充分自由和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宪政制度的重要一环。这些理论与学说内在的预示了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六)公民宪法义务的本质——出于幸福的承诺
宪法本身就是为最广大公民的幸福而制定的理性契约。在这个契约中，为保证幸福的实现，宪法规定了权力分立与制衡的体制，意图防范国家权力滥用；规定了公民的权利，意图明确这些最易受侵害的权利，预防和救济被侵害的权利。这些都是国家在宪法契约中所做出的承诺和为履行承诺而制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义务是在这个契约中公民为最大化实现自己的幸福所做出的理性的承诺，它虽然使公民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宪法权利受到抑制，但这种抑制是为了保护使自己幸福的国家存续、社会和谐而不得不为的义务。每个人得到了国家的庇护，在这个国家中生活得幸福，他们就有义务维护它的持续存在。因此，在一个能够保护公民幸福的国度里，公民不是完全自由的、无限制的，每个公民都必须为之履行一些必要的义务。国家与公民在这个契约中受到双向的限制，没有任何权力(权利)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权利)大，则责任(义务)大，这也是立宪主义的精髓所在。公民宪法义务的存在和实施只有在为了最广大公民的幸福时才具有“合法性”，反之，比如侵略、横征暴敛等要求公民履行义务则不具有这种“合法性”。因此，这些义务是最为谨慎的义务，它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律义务，也不仅仅是法律保留，而必须适用宪法保留，即不仅仅由一代人及其代表就可以轻易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公民宪法义务。公民宪法义务同宪法一样，必须而且应当是理性的，它具有比其他部门法律义务更大的相对稳定性，它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需要人的理性不断地探索和认知的。

三、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趋势
公民宪法义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源于古代的道德义务(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基督神学的宗教义务(欧洲中世纪)，再到近代自然法义务(十六世纪后)和现代实定法义务(十八世纪后)几个阶段。在这几个时期里，公民宪法义务经历了由自然到超自然到人定再到基于自然的人定的由虚到实的过程。因此，我们将其归纳为“公民宪法义务的萌芽——产生——发展”这样几个时期。
公民宪法义务同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密切相连，二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博弈关系往往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公民所承担的与国家相关的义务的多与少。自从有国家社会开始，人类就为之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个义务的多少与国家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力量有关，国家力量越大，公民的义务也就越多，反之，公民的义务就越少。考察公民宪法义务思想的历史沿革，可以根据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把从有国家开始的人类社会发展大致分为这样的几个阶段：有国家社会(大约公元前4000年后期一公元5世纪的上古社会)——绝对国家社会(公元5世纪一16世纪的中古社会)——小国家社会(16世纪一19世纪近代社会)——福利国家社会(20世纪现代社会)——新自由国家社会(当代社会)。各个社会形态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以古代社会为例，“既有完全丧失自由的、半自由半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也有自由劳动者，在各地所占比重也不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在通常以公元5世纪为下限的古代世界是这样，5世纪之后，在中古时代封建制之下的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以及依附农民与自由农民在经济中的各自比重，也是这样。因此，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而且古代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与中古时代的封建依附农民，往往不易分清界限。”所以，这个划分只能是一个概况。
公元前40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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