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与民法的区别则建立于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主体和规则不同这一前提之上，而这均有归于法律形式上的不同。公私法的划分若仅此而已，划分亦无多大意义。
在此，我们提出意思自治程度的高低是判断法律性质的标准。李建华、许中缘认为：“私法自治在私法中居于龙头地位，是私法的最高原则，自治是私法的根本价值之所在。在民法领域，所谓的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并不是否定私法自治，而是为了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

“在公法中，法律对大部分有待作出的决定都已经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公法是指受约束的决策的法，而私法是指自由决策的法。学者的上述观点正好证实此观点。根据现代法律观念，私法调整的市民社会，从国家契约理论出发，市民是自由的，其意思当然也是自由的。而国家组织的权利和职能是公民通过契约的形式转让的，为了防止国家滥用权力而有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对涉及国家权力的法律作了严格的限制。根据意思是否自治的不同建构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在这两个法律体系下，分别统领着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经过充分的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力量悬殊，非经法律干涉弱者的意思自由必将受到强奸而违背其真实的意思自治，进而损害整个社会利益，社会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正如林秀雄所说：市民法以拥有完全自由平等独立的人格的人为规律的对象，而社会法以实力不相当，条件不平等为规律对象。因此，一个法律制度如果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立法本位的话，那么该法律制度应当归与私法，如果一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制约国家权力(包括立法、私法和行政三权)为本位，那么该制度应当归于公法。社会法为了纠正一味的意识自治带来的弊端(如违背弱者的意思自由、破坏公序良俗等)，而对意思自治进行适当的限制，同时引入国家权力的调节，是兼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
三、夫妻财产制度性质的确立
上述关于法律性质的探讨是建立在现代法律理念之上，而夫妻财产制度有一个历史的问题，自从有了婚姻，有了财产，该制度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当然不能用市民社会的法律概念去探讨身份社会的法律性质，甚至是原始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是基于制度的连贯性考虑仍有必要说明。

在原始社会早期，生产力极不发达，食不果腹，未有任何财产多余，当然不产生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氏族社会的财产(食物)分配关系，为了维持氏族的生存，将狩猎获取的食物多分配给作为男性的劳动力，使其能维持必要的体力，能在第二天的狩猎中获取更多的食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多余财产的出现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出现了国家的组织形式。在我国的宗法制国家制度下，家、国相通，君、天、忠、孝相连。父权履行大宗、小宗权利义务的分配，使得家成为了国家政权组织的延伸，夫妻财产关系更是淹没在夫权主导的大家庭关系之下。在身份社会之中，身份制度是构建了国家政权制度的基础，显然属于国家基本制度之一，事实上由公法来调整。在这一制度下，弱者只能按既定规则履行义务，而权利相当少，意思自治更是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么也是单向的意思自治，即身份地位高者可以随心所欲处置身份低者，一方意思强加于另一方是强权的表现而非意思自治。在夫妻财产关系上，夫有很大的财产处分权，但夫权又在父权和族权之下，即便是夫的财产自由处分权也很少，更何况妻呢?因此在身份社会中，夫妻财产制度为了维护既定的社会的身份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身份关系又事关国家之存在，属于国家的强制关系，原则上不可更改，意思自治的空间被极大地挤压，公法色彩较为浓厚。这～时期，国王和王后的财产关系乃体现这个国家内部基本政治制度，即便是万人之上的国王，也不能随便改变其和王后的关系，否则会被视为有违祖制，甚至王权旁落，故显非属于私法。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直至完全建立资本制国家，身份特权消除，经济生活逐渐纳入到了市民社会之中。而在家庭上，由于夫权封建色彩并未完全消除，家庭内部仍保留有身份制度的痕印，仍未完全纳入市民社会中。随着社会进步，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男女成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原隐于身份关系中的财产关系也显现出来。男女人格地位的平等使得妇女有了表达意思自由的可能，夫妻之间财产关系亦顺利演变到了现代意义的私法范畴。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多数国家的家庭仍然承担着养老育幼，以及家庭生活深厚的伦理性，保护弱者仍然是家庭财产制度一大原则，因此其社会法的痕迹相当明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各国的夫妻财产制度仍然是界于私法和社会法之间，其视各国国情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的不同，各有侧重。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财富不断增多，特另u是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完善，当有一天国家承担一个人的生养病死等基本保障的时候，相信家庭成员在相互的财产义务减少，甚至于完全的消除，夫妻财产制度走向完全的意思自治并不是梦，即完全的私法属性将在不远的将来确定。
综上所述，夫妻财产制度的性质在历史的车轮下印有几个深深的痕迹，简单的可以将其性质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习俗——公法——私法兼社会法——向完全的私法演化。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在2001年修订的过程中确立了法定夫妻财产制度和约定夫妻财产制度，并且约定优先法定，私法因素明显，但是鉴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家庭仍然承担着主要的生活保障功能，为保护弱者的利益的需要兼具社会法的性质。如《婚姻法》第l7条和第l8条将婚后所得共同制定为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第2o条的法定抚养义务的规定、第4o条弱者的帮助请求权、离婚时照顾妇女和儿童的利益等。故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正处于私法和社会法之间。因此在婚姻家庭立法上运用私法和社会法的双重理论对其进行指导，不能再限于意思自治的私法理论的框架，应根据我国家庭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习俗、经济生活的现状，予以完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目前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大量的穷人，特别是农村的没有知识文化的劳动妇女人数庞大。婚姻家庭仍然是维持其基本生活的保障，故在夫妻财产制度的考虑中应适当照顾，强化弱者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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