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证人出席并提出文书，无论何人均应答应其要求。否则，调查委员会可以向法院告发，对拒绝作证和作伪证者进行刑事追究。而在我国，迄今没有对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权限进行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特委会也没有行使司法性权力的先例。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人大的特定问题调查权与西方的国政调查权有着根本区别，这不仅是由于两者是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更重要的是，两者在不同国家权力配置结构下运行。西方政权组织形式下，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不但分权而且相互制约，监督权是相互的。英国的政治学家密尔认为，“代议制议会的适当职能不是管理……，而是监督和控铷政府”。国政调查权是国会对政府监督权的法律表现之一，政府反过来对国会的活动也有着制约的权利。最典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行政首脑对立法活动拥有直接干预权。比如美国宪法第一条第7款中就规定：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任何命令和决议或表决拥有否决权。而在中国，人大和政府、两院虽然在事实上、法律上也分权，但整个权力构建体系强调的是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人大对其选举产生的政府和法院、检察院有着绝对的监督权，而后者则无权反过来监督人大，而是在人大领导下互相制约。同一级国家机构内，人民代表机关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正是基于两种权力的本质区别，我们在看两者异同的时候不能不加以留意，在借鉴西方的做法的时候也不能不谨慎选择。
三、影响我国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行使的因素
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是以人大为主体的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的调查事例中，人大这一权力的实现及其最终效果不仅取决于整个国家的治理结构，更直接地受到思想观念和立法状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认识不够到位
第一，部分权力机关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轻易对一些地方的探索性实践作出否定性评价。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做一个小心谨慎的循规蹈矩者，还是秉承法治精神做一个能动的创造性执法者?不少人选择了前一种，更多的观望者不置可否。立法总是滞后于实践，有限的法律资源也无法囊括社会生活中所有可能的法律关系形态。若僵化地理解法治国家的要义，即国家权力严格依照既定的法律规范运作，则会导致“有治法，无法治”。再者，权力的规定性和权威性决定了职权行为在被上位法或上级部门撤销之前均是有效的。一味批评在法治精神下的大胆探索，会使一些有价值的创新无法被法律吸纳，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做法。
第二，长期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淡化了地方人大权力机关性质，人大和“一府两院”都担心运用特委会这一监督手段可能影响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形象。事实上，美国政治学家麦迪逊业已指出，“不能否认，权力具有一种侵犯性质”，人民决不会相信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没有任何滥用权力或渎职的倾向。让问题暴露出来并有效地解决，反而有助于维护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事，有错必纠的形象，增强民众对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湖南省人大代表傅学俭的话颇具代表性：运用各种监督形式进行监督，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对人民利益的维护、也是对党的领导的维护，这是每个人大代表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第三，受监督部门对人大特定问题调查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开展特定问题调查的外部环境还有待改善。某些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认为，人大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调查，一则有悖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的原则，二则人大不熟悉本部门业务，难以保证其专业性和准确性。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如果被这种观念所困，只可能助长这些被监督对象自我利益的扩张，使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愈发举步维艰。首先，特定问题调查并非人大常规性的工作，且并不直接介人具体事件的处理，因此并不存在代行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或干涉司法独立的问题。而且这些事件往往涉及许多立法决策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或综合治理等方式予以解决，仅仅依靠“一府两院”的力量显然不足。其次，调查委员会多由人大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相当比例来自各个层次的党政机关、司法部门，对业务的熟悉程度应是可以信赖的。

2．立法不够完善
第一，立法未对“特定问题”的范围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泛泛地以“特定问题”四字概括规定需要人大进行调查的诸多职权内事项，容易导致以下的问题：首先，地方人大操作起来无所适从，人大的该项职能可能泛化，即不当干涉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使，亦可能虚化，即为避免越权而不愿放手展开调查。实践中的情况后者居多。其次，“强力并不构成权力，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人大自行决定需调查的事项也可能引起被调查者和公众的合理性怀疑，对人大调查工作的开展构成阻抗。最后，调查范围的确定对实体权力的行使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权力机关能够自由选择行使权力的方式，那么其将调查的启动与否作为“权力寻租”的筹码，搞“程序腐败”也是很难避免的。

第二，法律未赋予特委会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一些强制性权力，特委会在遭遇被调查者抗拒的时候只能徒叹奈何。特委会开展调查的方式包括传唤证人、听取证言、查阅文件和相关资料等等，但由于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赋予特委会相应的强制调查权，因此调查的进行主要依赖被调查者的主动配合。实践证明，这种片面依赖被调查者良知和觉悟，放弃法律强制力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第三，法律对特委会就某一具体问题的调查没有最长时限，导致一些问题久查不决。立法上不规定最长调查时限，可能是考虑到特委会所调查的一般都是较为重大复杂的问题，统一规定时限可能导致调查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诚然，社会对特委会工作进行评价的主要标准，是能否对所调查问题给出令人民满意的回答，或者使错误得到纠正。但必须指出，调查效率和调查质量并不相互冲突。而且，调查时间过长，老百姓对调查结果的公正性难免会产生怀疑，会对人大公正、权威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法律对人大特委会调查工作的失职没有相应的处理条款。特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受到法律的规制和人民的监督。目前对特委会工作的评价还仅限于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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