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要求幼儿园需要对监护人的质疑出示证据，证明自己在孩子摔跤过程中没有过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证明？孩子摔跤是常有的，事情发生又那么突然。好了，如果幼儿园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失，那么他们将会为这次意外承担赔偿责任。在上述案例中，以前是由监护人来证明幼儿园存在过错，很多情况下很难取得这样的证据，现在转而由幼儿园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错，有些情况下这样的证据是无法收集的，实际上法律这样规定加重了幼儿园的举证风险，也就加重了幼儿园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讲变化主要体现在举证责任方面，由一般举证原则—“谁主张谁举证”转变为“举证责任倒置”。当然，举证责任的变化带来的后果将是巨大的，相同案件由于不同的举证责任会导致完全迥异的两个判决结果，上面案例就说明了这点。这就是归责责任变化给低龄教育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为什么变化只是针对低龄教育机构？
《侵权责任法》在规定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时，区分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通则第十二条对未成年人的定义，无行为能力人是指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当然还包括精神病患者，后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这次《侵权责任法》只是对10岁以下的无行为能力人所在的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进行了改变，并没有改变年龄段学生所在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探究立法者的原意，我们不难看出，这样规定是出于无行为能力人在教学与生活中自身行为能力和对事物的认知能力的极度欠缺的考虑，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四、 低龄教育机构应如何应对。
低龄教育机构在面对法律作出的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过分的紧张，应该调整心态积极应对，做一些实际工作尽量抵消这些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关如何加强学生安全保障方面工作，在教育机构的相关工作规程以及教育机构的日常工作和管理部门文件中已是经常学习，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就这次法律作出的变化站在教育机构的立场上提出一点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给这些低龄教育机构的管理者一些启示。
（一）安排专门进行安全教育的课程，建立校外“安全巡查员访问”制度。
低龄教育机构在对孩子的授课中应当安排专门的安全教育课程，根据儿童的认知能力因材施教，进行相关的安全知识讲授，必要时应以表演方式寓教于乐。同时加强安全隐患的经常性排查，一旦发现立即排除绝不拖延。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是聘请校外“安全巡查员访问制度”，这些“安全巡查员”可以是社区工作人员，学生家长或学校法务人员，由他们在每月某个时间段内不定期的访问学校，以校外人的眼光巡视整个学校的安全问题，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排除。建立“安全巡查员访问制度”的好处是以校外人的眼光来发现问题，找到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由于长期身处校园，校内的管理者容易对一些本是安全隐患的问题视而不见。当然，学校对于安全问题的自查自纠也应当是长期性和经常性的。
（三）针对学生进行的安全教育和对安全进行的专门管理应当建立档案备查。
对学生进行的安全教育情况需要由班级教师进行记载，由学校专人汇总后建立档案，对安全工作进行的专门管理也应如此。建立安全工作档案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从记载的内容中发现问题，寻找对策，积累好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为学校在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方面作出的努力留下依据。
（四）加强对特殊儿童的关注度和建立教育档案。
每个学校总会有个别较为特殊的孩子，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与正常孩子相比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孩子需要学校和老师的特别关注。学校首先应该建立起这些孩子的专门档案，针对这些孩子的行为特点让他们的老师给予特别的照顾，尽量防止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缺陷受到伤害，当然这种照顾的内容也应当记录在案。
（五）强调学校领导和教师的证据意识。
一旦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应当及时对受伤学生进行救治，在紧急救治结束后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当立即对事故现场的各种情况进行拍照，保留相关证据。同时这些当事教师应该强化证据意识，保护好事故现场，避免因现场混乱给取证带来破坏，不利于今后的证据出示。
一部法律的公布施行总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笔者最不希望看到的是由于《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后与我们正在积极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相冲突，造成教育机构在教育实践中更加谨小慎微，导致孩子失去许多的教育机会。因此我们只有明确教育机构的风险在哪里，让他们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才能积极地做好防范工作，把大部分精力专注于孩子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健康成长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关注的事情，如果低龄教育机构能够在合理规避营运风险的情况下，提供给孩子们更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那将无愧于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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